明季南略 · 故事讲解(纯文本) 清·计六奇 撰 ================== 卷一 ================== 【十一月紀】 十一月纪:一个月的日历,半壁江山的缩影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第二年改元弘光,这是南明第一个正统朝廷。本篇记的是弘光元年(一作崇祯十七年)十一月的事。读这一页流水账式的日历,最强烈的感觉是"忙"——朝廷几乎天天在任命、升迁、赏罚、训斥;可真正决定国运的几件大事,反倒都藏在字缝里。 先看气象。最后一行只有九个字:"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从五月一直旱到十一月,半年不雨,这是传统史家最重视的灾异。紧接着前面几天,凤阳皇陵一把火烧光了松柏,夜里端门外又起火。祖陵是明朝的"根",接连失火,加上大旱,在时人眼中无异于天意示警。可同一页日历上,君臣仍在为刘孔昭该不该封侯、阮大铖筑敌台该不该嘉奖、王孙蕃和李沾的定策之功如何"一体优叙"而反复下旨。这种反差,正是弘光朝的病根:它把全部精力用来分配拥立的功劳,却把真正的敌人当成了背景。 所谓"定策",指的是这年四月拥立福王一事。马士英暗中联络刘孔昭、刘泽清等人,抢在史可法、姜曰广之前定下迎立之功。如今回报来了:刘孔昭进封侯爵(他表面推辞,皇上特旨嘉奖),阮大铖这种因"逆案"久被禁锢的人也因修敌台受表扬,连马士英请求收酒税、大阅兵,无不由他推动。史可法此时正在扬州督师、不在朝中(本篇末说"可法督师江上犹未回"可见),朝里是马士英一手遮天。陆朗那段话很值得玩味:他骂徐石麒"以巧诈文其贪"、刘宗周"以迂腐托其正"——把两位清流说得一无是处,转荐王骥、郑渝。这不是个人好恶,而是阉党余孽与东林清流继续拿京察、考选互相清算。祁彪佳、郭维经、郑瑄相继罢去,走的走、贬的贬,都是这场清算的注脚。 再看军人。左良玉是驻守武昌的老牌军阀,手握重兵却不受节制,本月他上奏"承德将士饿死"——军队断粮到饿死人,这是将倾的信号。黄斌卿本来镇九江,探听得知左良玉"难制",赶紧请求改驻安庆、池州,躲开锋芒;朝廷居然批准。许定国由常应俊推荐、铸印给之,命他与王之纲合剿,高杰则请抄没周延儒家产——这两个人此时还同朝为将,可两个月后的弘光元年正月,许定国就在睢州诱杀了高杰(见卷二《正月纪》)。史家把这条推荐记在这里,正是为后来的内讧埋线。清兵的动向更冷酷:破海州、入宿迁,山东及丰、沛尽降。江北防线正一寸寸瓦解,而朝廷讨论的是生员纳银充贡、官员俸禄发不发实物。 还有两条暗线,日后都长成大树。其一是唐庶人朱聿键被命迁居广西平乐——这位被废的唐王,两年后在福州称帝,就是隆武帝;其二是鲁王朱以海移居台州——他后来在绍兴监国,成为南明另一条轴线。同一页上还记着桂王朱常瀛的死讯,他的儿子朱由桹后来承袭桂王,又成了永历帝。三个未来的南明君主,在弘光元年十一月的这条日历上以"被安置的宗室"身份同时出现,读来令人感慨。 至于"著候勘黄澍回籍"一句,看似寻常处分,其实牵着一场大案。黄澍是湖广巡按,曾当廷弹劾马士英;马士英反手授意楚宗朱盛浓诬告他,后来又下令逮捕(详见卷四《黄澍辩疏》)。黄澍与左良玉相结,最终成为左良玉起兵"清君侧"的导火索之一。日历上轻描淡写的一笔,背后是弘光朝文官与军阀、清流与马阮之间越绷越紧的弦。 这一篇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把弘光朝的全部矛盾摊开给人看:外有清兵压境、内有饥军悍将,皇帝谦退无主见,首辅马士英忙于酬功报怨,清流节节败退,而未来的几位隆武、鲁王、永历,正被作为无用宗室打发到边远之地。半年不雨的天象,仿佛就是给这个朝廷下的判词。 【十二月紀】 十二月纪:封赏的盛宴与江山的裂缝 如果十一月纪让人感到"忙",那么十二月纪让人感到的就是"荒唐"。打开这一页,头等大事仍然是封赏:刘孔昭、刘泽清进封侯爵,张文光加太常少卿,刘承胤加右都督,马士英由少师而进阶,阮大铖因筑鸭矶堡受表彰,连太监孙象贤、孙珍也得了世袭锦衣佥事。拥立福王这一桩"定策"之功,像一张永远支取不完的支票,人人凭它兑现官爵。可与此对照的,是清兵围邳州、入河南府(洛阳)、从孟津渡过黄河——江北的防线正被一寸寸撕开。 马士英的心思全在朝堂。他让刘泽清上奏禁止巡按访拿"奸党",所谓奸党,就是东林与复社;又为"逆案"中人陈尔翼、聂慎行、杨屯升等人翻案起用。通政使杨维垣则请恢复《三朝要典》——那是天启年间魏忠贤用来打击东林的书,崇祯初已毁版。把这些事连起来看,弘光朝的实际路线已经很清楚:为阉党余孽翻案,把清流打成"奸党",用"定策"之名垄断官职。待到平民何光显上书请求诛杀马士英、刘孔昭,朝廷的答复是把他在市中处死、抄家。言路被堵死,怨气就只能从别处爆发——次年(弘光元年)三月左良玉举兵"清君侧",种子就在这里。 有趣的是高杰的举动。他在初八日推荐了长串清流名字:黄道周、解学龙、吴甡、郑三俊、姜埰、金声……其中多数是东林或复社中人。高杰本是李自成部将,后降明,驻兵江北,为人骄横,此刻却主动为清流说话。原因不难猜:他是"流贼"出身,急需用推荐正人来获取士林认可,也为自己争取地盘与粮饷的合法性。十八日,黄道周果然入朝觐见。武将推荐文臣、文臣依托武将,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贯穿整个南明史。 另一条重要线索是何腾蛟。初七日命他以兵部侍郎总督川、湖、云、贵、广西五省——这是把半个南明的军权交给他。后来何腾蛟在湖南、广西与清军周旋,最后死于长沙(见永历朝诸篇);而他的被留用,直接源于李自成部众南下后湖广局势的糜烂。同一天召杨鹗回部,也是为了给何腾蛟让路。 使臣的故事尤其令人扼腕。陈洪范从北方回来,带回了消息:左懋第不屈被执,马绍愉被扣,和谈破裂。左懋第是明末著名的硬汉使者,他穿丧服入清营,拒绝剃发,被羁留一年多,到弘光元年三月从容就义(本篇后面《三月纪》有载)。朝廷派他去议和,却拿不出任何能让对方让步的筹码——因为真正能谈判的资本,是军队,而军队正在淮北一片片地丢。同一天出现的"颠僧大悲"案更显滑稽:一个疯和尚跑到南京,自称齐王、又自称潞王,被锦衣卫镇抚司审讯。一个连疯子冒充宗室都要如临大敌的朝廷,说明它对"正统"二字已经敏感到了神经质——而几个月后,真正的"假太子"案就要把南京搅得天翻地覆。 还有几笔看似闲散、其实有意。二十一日追封于谦为临安伯——于谦是土木之变中保卫北京的英雄,却被明英宗冤杀;在南明最危急的时刻给他平反,显然是想借这位先烈的亡灵激励人心。可同一天又"开文武职官诰命事例",即公开卖官鬻爵、鬻封赠;前脚崇敬忠臣,后脚拿名器换钱,讽刺至极。月底还"禁四六俪文"——国家都已半壁沦陷,朝廷却在管文章该用骈体还是散体。此等轻重失序,读之令人发噱,也令人心寒。 唐庶人朱聿键又出现了:他请求恢复王爵,仍不许,被迁往"广东之平乐"(平乐实际在广西,与前篇"广西平乐"不合,原文如此,存疑)。这位日后的隆武帝,此时还只是一个被监管的落难宗室。与他同病相怜的还有鲁王、桂王一家——这些日后撑起南明半壁江山的人,眼下全被弘光朝当作无关紧要的累赘,打发到天涯海角。历史在此处埋下了最大的反讽:被这个朝廷轻慢的人,终将成为它唯一的继承者。 【九月紀】 九月纪:一封北伐的"问答题",和一场自己人的混战 把弘光朝的第一个秋天拍成纪录片,九月这一页最像样的镜头,是初二那天皇帝发给史可法的一封"询谋"诏书。诏书说:清军在河北,流贼在河南,大军接着渡河,恐怕也有不便;徐州、宿州的兵直抵汴梁,御寇防河还行,可要兼顾海宁、归德,离贼寇还远;大军往前推进,究竟该抵到哪里?兵从楚、豫走,粮饷却从江、淮运,势必势分道远;万一眼下东部吃紧,能不能四面兼顾?请"详酌缓急,以为进取"。 这封诏书读起来像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它暴露了弘光朝最致命的处境:君臣对"敌人是谁、仗怎么打"根本没有共识。清和流贼是两个方向的威胁,兵与粮又在两个方向错位,皇帝只能把问题原样丢给前线的史可法。史可法此时以督师身份驻在扬州,手里并没有真正可用的精兵——四镇兵马各归各的将领,他这个"督师"更像一个协调者。诏书末尾那句"详酌缓急",听着是信任,实则是朝廷把战略责任外包给了前线。 而前线的真实状况,同一页日历写得明明白白:初二这天,"黄得功趋扬州,高杰以兵袭仪征"。黄得功和高杰,是弘光倚为柱石的"四镇"之二,一个奉命开赴扬州,一个却带兵去偷袭仪征——仪征在扬州下游,是盐运要道。这不是对清军作战,而是自己人抢地盘、抢盐利。初四高杰又"请瓜州泰兴、邵伯盐税助军",把国家的盐税当成自己的军费来源。四镇军阀化,从这一页就已定型:他们打仗靠朝廷给的名分和自己搜刮的税,朝廷则用爵赏换他们的忠诚,双方谁也不信谁。 另一些线索则通向更深的危机。初九,"侍郎练国事、阮大铖见朝"——阮大铖,这个因依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当了十几年废人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朝堂上。他不是被审判,而是被"见朝":来报到做官了。同一天,左都御史刘宗周被罢免,辅臣姜曰广致仕回籍。清流走、阉党回,弘光朝的政治方向就此逆转。而这一切的推手马士英,在本月密集上奏:补张成礼为都督、奏童生输银免府县试(把科举也变成买卖)、奏张亮战功——他一面经营军权,一面经营财源,还忘不了给亲信捞官。 黄澍案是这一页最阴的一条暗线。"逮御史黄澍,不至",十二天后再"逮问",还是"不至"。黄澍是湖广巡按,曾当廷弹劾马士英,此后与驻武昌的军阀左良玉结盟。朝廷两次下令抓他,他都不到案——因为他在左良玉的庇护之下。半年之后(弘光元年三月),左良玉正是以"奉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为名,从武昌举兵东下,把南京朝廷逼到绝境。九月这两次"不至",就是那场大反叛的倒计时。 还有两条不起眼的记载,日后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一是命唐庶人朱聿键(被废的唐王,后来的隆武帝)居广西平乐;二是命鲁王朱以海移居台州——把宗室贤能者远远打发出去,是弘光朝防止别人"窥伺神器"的本能,结果却为两年后的隆武、鲁王政权埋下了种子。同一页还记着"给楚藩朱华渫空名札一百""马士英奏童生输银"——卖官、卖功名、卖空白任命书,这个朝廷把能卖的都卖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奉化布衣方翼明上书直言"政祈克终"(希望朝廷善始善终),竟被"送刑部问罪"。一个普通人提一句忠告就要下狱,而太监谷国珍要求知府、总兵以下都对他行下属礼,朝廷居然照准。 九月的最后一天,御史黄耳鼎上疏自辩,说从前巡按陕西是陈演害他,如今外转是徐石麒暗害,又顺手攻击刘宗周"妄议从逆",皇帝批了一句"持论孟浪,著察明"。满朝文武忙着互相攻讦、翻旧账、分赃酬功,而史可法那封北伐的"问答题",再没有人提起。冬天来了,清军已经过了黄河。 【十一月紀】 十一月纪:皇陵起火、半年不雨,朝廷却在忙"分赃" 这一页日历,最后一行只有九个字:"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从暮春一直旱到初冬,半年滴雨未落。在这之前六天,凤阳皇陵一把火烧光了松柏;再往前四天,端门外夜里又起火。祖陵是朱明朝的"根",接连失火加上旷日大旱,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无异于上天给新朝廷下的判词。可翻遍这一整月的记录,君臣们谈论的却是另一套事:谁该封侯、谁该荫子、谁的定策之功要"一体优叙"。 所谓"定策",就是这一年四月拥立福王朱由崧的那场政变。马士英抢在史可法、姜曰广之前,联合刘孔昭、刘泽清定了迎立大功,如今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二十四日,刘孔昭进封侯爵,表面推辞,皇上下特旨嘉奖;同一天嘉奖阮大铖"役民修筑敌台"——这个因"逆案"被禁锢了十几年的魏党余孽,如今靠修炮台重新进入了功劳簿。礼部那道谕旨说得最坦白:"求恩滥予可厌,宗室呼吁难凭;宜慎辨之!"嘴上说讨厌滥赏,可该赏的一个没少。 阮大铖的归来,伴随着清流的集体退场。十三日,应天府巡抚祁彪佳罢免;十四日,大理卿郑瑄罢免;初九,左都御史刘宗周已经先走了。陆朗那句评语很能代表当权者的逻辑:徐石麒"以巧诈文其贪"、刘宗周"以迂腐托其正",而真正该用的是王骥、郑渝那样的人。这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东林清流与阉党余孽在南京继续打崇祯朝那场没打完的仗。祁彪佳、郭维经、郑瑄这些名字一个个从日历上划掉,弘光朝的言路也就一根根被拔掉。 军队的样子更让人心惊。初十,左良玉奏"承德将士饿死"——手握重兵的军阀,部下已经断粮饿死,这是倾覆前的征兆。黄斌卿本是九江总兵,探听得知左良玉"难制",赶紧请求改驻安庆、池州,躲开这位跋扈的上游军阀,朝廷居然批准。许定国由常应俊推荐、铸印任用,命他与王之纲合剿;高杰则在二十六日请抄没周延儒家产。这两个人此时还同朝为将,可两个月后的正月,许定国就在睢州诱杀了高杰。史家把这条推荐记在这里,正是为后来的内讧埋线。更冷酷的是十一日那条:"大清兵破海州,入宿迁;山东及丰、沛尽降。"江北屏障正一寸寸瓦解,而同一页上还在讨论生员纳银充贡、官俸发不发实物、酒税该不该收。 还有三颗种子,落在这一月的土里。初六命唐庶人朱聿键(后来的隆武帝)居广西平乐;二十一日鲁王朱以海移居台州;初四桂王朱常瀛去世,他的儿子朱由桹后来袭封桂王,再往后就是永历帝。三个未来的南明君主,在弘光元年十一月的这条日历上,全以"被安置的宗室"身份出现——朝廷生怕他们有威望、有号召力,恨不得远远打发;可正是这些被轻视的人,日后扛起了南明剩下的半壁江山。 月底那道关于夏尚絅的旨意,像一则黑色寓言:汀州道臣捐了万金助饷,皇上不喜反怒,说"以道臣而捐万金,操守可知;玩寇猖獗,贻祸地方",革职提审。一个道员拿得出上万两银子,钱从哪来?皇上心里清楚,所以这笔"忠心"不但不赏,反而成了罪证。而另一边,太监韩赞周请买西洋大炮、高起潜被嘉奖"冒险来归"、谷国珍要求知府总兵以下都行属礼——宦官的权势正悄悄涨起来。 半年不雨的旱情还在继续。这个朝廷把能卖的都卖了:生员可以纳银充贡,空白札付一张张发出去,皇亲国戚忙着讨荫封。它唯独没有做的,是抬头看一眼北面越来越近的清军,和眼前饿死的士兵。 【十二月紀】 十二月纪:和议破了,疯和尚来了,上书的人被杀 崇祯十七年的最后一个月,南京朝廷收到一条从北方带回的消息,把最后一点幻想打碎了。十五日记:"陈洪范北使还,左懋第不屈被执,马绍瑜留;和议不成。"陈洪范、左懋第是弘光派去与清军议和、并祭扫崇祯陵寝的使团。左懋第拒不屈服,被清方扣留(他后来在北京从容就义,是南明少有的硬骨头);马绍瑜被留下;而陈洪范回来了,带回的是"和议不成"四个字。弘光朝君臣一直幻想着"联虏平寇"——联合清军打李自成,如今这层窗户纸被捅破:清人根本不把南明当谈判对手。可就在同一天,朝廷还在忙着购求《三朝要典》——那是崇祯朝党争的"武器库",杨维垣说它被东林党人毁了,皇帝就命礼部搜购交付史馆。国事至此,第一要务竟是翻党争的旧账。 这个月最有意思的一条,是初八高杰的那份推荐书。高杰原是李自成麾下的流寇大将,后来归明封兴平伯,是最被士林瞧不起的"流贼出身"军阀。可他在这份奏疏里,把黄道周、解学龙、刘同升、章正宸称为"众正",把吴甡、郑三俊捧为"万世瞻仰",又说金光宸、熊开元、姜采"无愧社稷臣",金声、沈正宗是"夙储经济"的奇才——全是东林、清流的名字。一个刀尖上滚出来的武人,忽然成了清流的"护法",这不是他忽然转性,而是他要在士林中洗白自己:他需要黄道周们点头,来换取舆论对他"恢复"事业的支持。高杰的推荐,和马士英对刘孔昭、刘泽清的封侯、对阮大铖筑堡的嘉奖,构成这个月最刺眼的对照——一边是武人争着向清流示好,一边是权臣忙着给拥立功臣和阉党余孽发赏。 清军的推进则毫无戏剧性,就是冷冰冰的几行字:初六围邳州三天;初十入河南府(洛阳),总兵李际遇投降;二十三从孟津渡河。黄河防线已经守不住了,朝廷的应对是命高杰"进屯归德以备之"——把最能打的一支军队派去堵缺口。与此同时,许定国、王之纲、张缙彦在河南分段防守,陈潜夫、刘洪起、王之纲、许定国各路捷报频传:擒杀伪知县、伪巡捕,刘洪起一人就在襄城斩首二千二百七十六级、生擒二百三十一名。这些"伪官"是李自成政权任命的地方官,他们被一个个拿办,说明河南许多州县还在明军手里反复争夺。这是弘光朝为数不多拿得出手的战报,可惜挡不住清军的主力。 有一条合乎时宜的荒诞记载:十五日,"颠僧大悲至京,自称齐王、又称潞王;下镇抚司鞫讯"。一个疯和尚跑到南京,说自己是大明宗室齐王、又说自己是潞王,被锦衣卫镇抚司抓起来审讯。在人人自危的年底,这桩案子像一个不祥的兆头——它预示了来年三月那场更大的骗局:一个自称"北来太子"的少年出现在南京,引发满朝震动、互指为假,最终引出左良玉起兵"清君侧"。疯僧和假太子,都是这个政权 合法性焦虑的产物:谁都怕自己认错了主子,谁都想借一个"真宗室"翻身。 更令人窒息的是二十九日:"布衣何光显上书乞诛马士英、刘孔昭;诏戮于市,籍其家。"一个普通读书人上书要求杀掉当权的马士英和刘孔昭,结果被当街处死、抄家。上个月奉化布衣方翼明只是说了句"政祈克终"就被送刑部问罪;这个月何光显付出了性命。弘光朝的言路,就是这样一封封上书堵死的。而同一页上,太监孙象贤、孙珍世袭锦衣佥事,卖官、卖诰命、搜刮宁波盐课七千两,样样照做。 月底还有两处伏笔。一是唐庶人朱聿键(后来的隆武帝)再次请求恢复王爵,再次被拒,被打发到"广东平乐"(前文作广西平乐,原文两处不同,存疑)——这个最有志气的宗室,被这个朝廷推得越来越远。二是瞿式耜出任广西巡抚——日后桂林保卫战的主帅、永历朝的柱石,此刻只是被派往西南边缘的一个巡抚。当南京把最忠诚的人送去边疆、把敢说话的人杀在市中、把最能打的军阀逼去堵黄河,这个十二月也就走到了尽头。新年一过,弘光朝只剩下五个月的命。 ================== 卷二 ================== 【正月紀】 正月纪:高杰之死与弘光朝的最后一缕锐气 弘光元年的正月,朝廷做了一件看似体面的事:给史可法加太师、马士英加少师、王铎加少保。但真正要紧的是那句"以士英掌文渊阁印,充首辅办事"——相权落到了马士英手里。史可法"辞太师,许之",这一辞一许之间,君臣心照不宣:这位忠心耿耿的史阁部,被礼遇着送出了权力中心,留在扬州督师。名位越高,离实权越远,这是弘光朝人事安排最典型的悖论。 本月真正震动天下的,是十一日那七个字:"许定国诱杀兴平伯高杰于睢州。"高杰是南明四镇中最有锐气的一支。他原是李自成麾下的大将,后来归明,被封兴平伯,驻军徐州一带。史可法对他悉心笼络,他也确实想打出一片局面——初八、初九这两天,他"提兵直抵关、雒,进据虎牢",兵锋已经伸到潼关、洛阳和虎牢关,这是弘光朝少有的主动北伐。上个月他还出面推荐黄道周、解学龙等一大批清流,想替自己洗脱"流贼"出身、换取士林承认。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死在了同僚许定国的酒宴上。许定国去年十一月由常应俊推荐、朝廷铸印任用,本是与高杰"合剿"的友军;两人争地盘、争粮饷,积怨已久。高杰一死,他的旧部"兴平标下"群龙无首,二十七日朝廷急忙命卫胤文为兵部左侍郎去接管。北线的攻势就此戛然而止。史可法苦心经营的江北防线,从此只剩下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这些不听号令的军阀——初九日命黄得功、刘良佐进屯颍、亳,两人"受命不行",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 高杰之死还牵出一桩公案。二十七日陈尧言自称侍奉福恭王有旧劳,要求升官,被搁置;而与他同样经历的贵阳人杨师孔却做了礼部侍郎,原因是"马士英戚也"。同样是"定策"旧恩,有亲戚关系的飞黄腾达,没有的靠边站。刘孔昭十九日那种"我不曾到王孙蕃榻前商量定策"的互相攻讦,看似闹剧,实则暴露了这个政权的本质:它靠功臣集团拥立,又永远在分赃不均中内耗。 朝堂的另一头,是翻案与清算的继续。阮大铖受嘉奖、赐蟒服;周之夔昭雪;李清为祖父李思诚辩白"误入逆案";《三朝要典》被命删定(此前杨维垣已请购求)——崇祯朝被推翻的党争格局,正在弘光朝原样恢复。解学龙则因"从逆六案"办理不力、又被朱国弼等弹劾,终于在二十一日被夺职。奖惩之间,全看是否站在马、阮一边。 财政上的挣扎也值得记一笔。张有誉主张钱粮先解户部再拨发、核定白粮折价,说明中央还想把财权抓回手里;可工部请裁御前料价充实楚饷,皇上"不许",太监高起潜却租到了丹阳练湖、每年得银五万,买马又支太仆寺五万两。皇帝的私房钱和宦官的差使,谁也动不得,这才是弘光朝财政的真正黑洞。郑彩截留盐运司一万两银子,朝廷只能下诏"谕勿擅"——连钱被截了都不敢深究,因为郑氏海上势力惹不起。 还有两条伏线。左良玉请求留何腾蛟,朝廷给何腾蛟五省总督却又命他等高斗枢到任再移镇,这是一种牵制:既要用他,又怕他与左良玉结合太深。两个月后左良玉起兵,何腾蛟果然没有跟着反,而是扼守武昌上游——这份"不彩"的忠诚,根源就在这次安排。另一条是史可程(史可法之弟)从北方逃来,他带来的北京消息,让南京第一次看清了崇祯末年的真相。 这个正月,高杰的死像一根突然折断的顶梁柱。弘光朝仅存的一点进取心,随着虎牢关的放弃而烟消云散。从此它只能守江、只能内斗、只能等——等清兵渡江,也等左良玉的战船顺流而下。 【三月紀】 三月纪:太子案、左良玉举兵与江北防线的崩塌 弘光元年三月,是南明由混乱走向崩盘的转折月。这个月发生了三件环环相扣的大事:假太子案、左良玉举兵、清军南下。把它们分开看,是一桩桩孤立的事件;连起来看,则是一条清晰的因果链。 先说太子案。初一日,宫中内臣从杭州押来一个"北来太子",先住兴善寺,夜里秘密转移到锦衣卫都督同知冯可京的家宅。大学士王铎一口咬定是假的,严究主使;那人只好自供名叫王之明,被关进中城兵马司狱。初九日百官会审,十五日再会审,二十日又命三法司复审,还销毁了黄得功替太子说话的奏疏——朝廷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因为崇祯帝的儿子若真在人间,福王这个皇帝的合法性就立刻成了问题。有意思的是,与太子案几乎同时,福王自己的"元妃"童氏也从河南找来了。福王那句"目为妖妇,下锦衣卫狱",把一个本可相认的藩邸旧人直接打成妖怪。一边是真假难辨的太子,一边是不愿相认的元妃,两桩案子把弘光政权"名分焦虑"暴露无遗。王之明究竟是不是真太子?当时人就争论不休,后世多认为是假冒,但朝廷越是用刑、越是焚毁异议奏疏,越让人疑心其中有鬼。这里只能存疑。 真正把太子案变成刀兵的,是左良玉。他是驻守武昌的老牌军阀,拥兵数十万,早就不满马士英把持朝政——黄澍被马士英逼得走投无路(见卷四《黄澍辩疏》),正投在他幕中鼓动。三月二十五日,左良玉打出"奉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的旗号,焚烧武昌,率军顺江东下。这就是南明史上著名的"左良玉清君侧"。注意日子:太子案初审在初九,复审在十五、二十,左良玉二十五日起兵——时间挨得如此之紧,绝非巧合。所谓"太子密旨",正是把舆论热度直接兑换成军事行动的借口。 左良玉东下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南京震动,马士英急调江北兵马回防,史可法不得不放弃刚刚稳住的徐、淮防线,掉头南下堵左军——这正中清军下怀。就在同一月,清豫王多铎从河南直扑归德,二十二日城破,巡按御史凌駉父子死难;许定国(正月刚诱杀高杰的那个人)二十三日正式降清,被封平南侯;二十七日清兵向徐州,总兵李成栋登舟南逃;二十九日又取颍州、太和。也就是说,左良玉的"清君侧"替清军让开了长江北路。南明的死穴从来不是清军太强,而是自己人总在最关键的时候内讧——这一月表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支敌军在西线:李自成逼近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又犯潜江,左良玉告急,何腾蛟奉命抵御。何腾蛟夹在闯军、清军与左良玉之间,左支右绌,这就是后来他苦战湖南、最终殉国的开端。 这个月的朝堂依旧荒诞。马士英自夸诛盗之功,荫封三个太监为锦衣千户;阮大铖推荐马士英长子马锡以"白衣"直接当总兵、管京营——连平民身份都不掩饰了。史可法上疏自劾"师久无功",既是自责,更是向朝廷哀鸣:没有粮、没有兵、没有朝廷的支持,拿什么打?而户部尚书张有誉还在商议卖官、赎罪纳银的条例,郑芝龙一家又加官晋爵。前方将士饿着肚子,后方权贵忙着分钱。 必须一提的是左懋第之死。他是去年派往清朝谈判的使臣,穿丧服、不剃发,被扣留一年,宁死不降,本篇记其死于十二日。不过他书多把左懋第就义系于弘光元年闰六月,日期与本篇不同,这里存疑并记,读者不必以本篇为定论。但无论哪一天,他的死都像一面镜子:同一个朝廷,有人以一死守节,有人以卖官鬻爵为生。 三月末,左良玉的战船顺流逼近南京,多铎的铁骑已经到了徐州城下。弘光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被自己人亲手压了上去。 【三月紀】 三月纪:真假太子、童氏妖妇与左良玉的东下 弘光元年的三月,南京朝廷被两桩"身份疑案"搅得天翻地覆,而真正的刀兵已经到了门口。 第一桩是"北来太子"。初一日,一个从杭州送来的少年住在兴善寺,夜里被秘密转移到锦衣卫官员冯可京的府邸。大学士王铎一口咬定他是假的,严究主使;少年自己供称叫王之明,就被关进中城兵马司监狱。从初九到二十日,朝廷三次会审、复审——午门外百官会审,三法司复审,最后还"毁黄得功疏以绝奸谋"。黄得功是手握重兵的镇将,他上疏主张保全太子,朝廷竟把奏疏烧掉。为什么这么怕?因为如果这少年真是崇祯的太子,弘光帝"监国—登基"的合法性就垮了。所以"太子"必须是假的,而且必须烧掉一切主张宽恕的奏章。 第二桩是"童氏妖妇"。初九日,刘良佐把一位从河南来的藩邸元妃童氏送到京师。她自称是弘光帝福王为世子时的元妃,按理该是皇后。可皇上勃然大怒,骂她"妖妇",直接扔进锦衣卫狱。理由不难猜:承认她,就等于承认弘光帝在洛阳失守时曾弃妻逃亡,而且他如今正在册立新皇后。两案如出一辙——凡是对弘光帝的名分不利的人,一律定为假冒。一个被烧了奏疏,一个被骂作妖妇,真相如何,其实史家也难断定(王之明究竟是否真太子,至今仍有争议)。但政治逻辑很清楚:宁可错杀,不能认账。 这两桩案子直接引爆了内战。二十五日,左良玉以"奉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为名,在武昌举兵,焚烧城池,顺江东下。他打的旗号正是那个被南京判定为假的"太子"——你越说假,我越要用他做旗号,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左良玉是驻守武昌的老牌军阀,手握数十万兵,与马士英、阮大铖一伙积怨已久(黄澍案就是导火索)。他这一反,南京朝廷不得不同时面对上游的左军和北面的清军,腹背受敌,从此再无喘息之机。 北线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清兵初五取郾城、西平,初八取上蔡,二十二日豫王多铎攻取归德,巡按御史凌駉与儿子凌润生殉国。二十三日,许定国投降清朝,被封平南侯——就是上个月诱杀高杰的那个人。高杰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可他的旧部"兴平标下"已经散了:张天福请求回扬州安顿家口,守军"遂离象山,几至瓦解"。史可法苦心经营的江北防线,塌得无声无息。十二日史可法"自劾师久无功",读来令人心酸:他不是无功,而是无兵、无饷、无从着力。 朝堂上依旧是另一番景象。马士英忙着给内官请荫、为长子马锡谋总兵("以白衣径仕"——平民直接当总兵);阮大铖推荐马锡、嘉奖修堡、还被怀疑派人抢劫告病离去的郭维经;温体仁复谥"文忠",文震孟的谥号差点被削。初十那道抚恤甲申殉难诸臣的旨意最凉薄:"阁部大臣谋国无能,致兹颠覆;虽殉节堪怜,赠恤已渥。先帝斩焉不永,诸臣延世加恩,臣谊何安?"——殉国的大臣不但没得到更多抚恤,反被皇帝数落"谋国无能"。左懋第本月在北京不屈而死,他是真正配得上"殉节"二字的人,可朝廷给他的待遇,还不如给太监的荫封。 还有一条写得很克制的惨状:御史郝某奏称各镇兵马到村落"打粮",刘泽清尤其狠,"扫荡民舍几尽"。大县买官的多到二十余家,职方、待诏等官全靠向权门送钱。这就是弘光朝的军队和吏治:一边刮民,一边卖官。月底,清兵取颍州、太和,刘良佐檄各路防守寿州;而下个月,扬州就要陷落了。 【四月紀】 四月纪:扬州的二十五天,和史可法的最后一夜 弘光元年四月,清军与左良玉的军队像两把钳子,从北面和西面同时夹住了南京。这个月的日历,几乎一天一条坏消息,读起来像看着一座房子慢慢塌下来。 初一王永吉的报告最惊人:清兵已过黄河,"自归德以达象山共八百里,无一兵防"——八百里战线没有一兵一卒。"扬、泗、邳、徐势同鼎沸",朝廷急命史可法驰扼徐、泗。可史可法手里有什么?他"自劾师久无功"已经在上个月说过。这个月他先被派去江北调度,十四日清兵渡淮,他退保扬州,十九日扬州被围,二十五日城陷殉国。从第一天的"驰扼徐泗"到最后一天的"督师死之",只有二十四天。这不是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政权军事组织的彻底瓦解。 西线的左良玉,也在本月走到了尽头。初四他的军队攻陷九江,随即"寻死"——那个起兵"清君侧"的老军阀死了,儿子左梦庚自称"留后",继续率军东下,初五陷建德、初六陷彭泽、初七陷东流、十三陷安庆、十八到池州。朝廷命阮大铖、刘孔昭率师抵御,黄斌卿等在铜陵灰河打了胜仗,还击沉左军船只三千艘。可这个胜利毫无意义:左军东下把长江中游搅烂了,清军却乘虚从淮河直插扬州。南京最精锐的兵力被牵制在西线,正中了清军下怀。 这个月最刺眼的,是那些与战事并列的记载。初九,朝廷把从逆贼臣光时亨、周钟、武愫处决,周镳、雷演祥勒令自尽——这是崇祯朝党争的旧账,在亡国前夕还忙着清算。同一天,马士英在替内官请荫、荐平民李毓新做官("以白衣径仕");初八他自己掏五十两银子招兵,转手就给补了个同知;十五,他建议给出海船只设太监、发放批文、在崇明收税,像临清关一样;还在元晖殿选淑女。太监屈尚忠催办大礼,有关部门"火速挪借"——前线要钱没有,办典礼的钱倒是能挪借出来。 军阀的自私也到了极点。刘泽清、刘良佐的军队"退兵近郊",各镇兵马"避大清南迁,占夺民房民物"。二十一日,刘泽清"大掠淮安,席卷辎重西奔",二十二日又"南奔"——这位受朝廷倚重的镇将,干的只是抢掠和逃命。初十徽州人汪爵率众抵抗黔兵杀掠、杀了几个凶手,朝廷竟下诏捉拿汪爵抵罪,御史求赦都不准。老百姓自发保家,在有司眼里反而是罪人。 扬州城里的最后时刻,史可法没有跑。二十五日城破,他死了;知府任民育、知县周志畏不屈而死,总兵刘肇基战死,张伯鲸、卫胤文、何刚先后殉难。这份名单,是弘光朝最体面的一份名单。史可法之前多次上疏、多次被牵制,手里没有真正的兵,但他选择留在城里,用一死给这个朝廷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有意思的是,一个月前(三月二十六日)朝廷刚追赠高杰为太子太保——高杰若活着,扬州或许不是这个结局;可他死在许定国的酒宴上,旧部瓦解,史可法成了光杆督师。 最末一条还留了个伏笔:"前山东提学翁鸿业之子求父褒恤;下部察议"——史家特意加注:明朝亡后翁鸿业还活着,过了一年才死。儿子谎报父亲殉难求抚恤,朝廷照例"下部察议"。连死都是可以造假领赏的,这个朝廷的末日,连悲壮都掺了假。 扬州既陷,长江门户洞开。五月,弘光帝的末日就要到了。 【五月紀】 五月纪:皇帝在唱戏,大臣在议降,京城在拥立"假太子" 弘光朝的最后一页,是用最荒诞的笔调写成的。 五月初一,朝廷进封黄得功为靖国公——这是弘光朝最后一个像样的军事任命,对象是最后一位还能打的将领。初二,黄得功在板子矶击败左良玉部的进攻;可同一天,清兵已经驻扎瓜州,隔江就是南京。形势到了这个地步,初五那天皇上在做什么?原文只有一行字:"百官进贺,上不视朝;以串戏无暇也。"——百官来朝贺,皇帝不上朝,因为忙着排戏、演戏,没空。弘光帝朱由崧一向嗜酒纵乐,在位期间整天饮酒、演剧、渔色,这篇短短的日历,把他的末日定格在戏台上。 初七的"清议堂会议",是弘光朝最著名的一幕政治活剧。马士英等十六位大僚聚在清议堂窃窃私语,其余百官"皆不与闻"——军国大事,已经变成十六个人的私下交易。散会时李乔、唐世济那句"便降志身,也说不得了",说穿了就是:投降吧,顾不得脸面了。有人事后打探,大僚们都说"大清信虽急,如今不妨了"——清军兵临城下,反而"不妨"了,因为他们已经商量好借赵之龙向清军纳款。赵之龙是忻城伯、提督戎政,手握京城兵权,是献城的关键人物。同一天"昼晦,大风猛雨,人心汹汹"——史家把天象和人心写在一起,像给这个朝廷奏响挽歌。 初九,清豫王多铎渡江,南明援军"悉溃"。杨文骢逃苏州,郑鸿逵逃福建,沿江防线一夜间蒸发。初十夜里二更,弘光帝奉太后、一位妃子和四五十名内官,从通济门偷偷逃出——不是去督师,不是去南京城外组织抵抗,而是逃命。他先跑到黄得功营里,又转到芜湖。刘孔昭斩关而逃。十一日,马士英奔浙江。皇帝、首辅、勋臣、镇将,一个个跑得比谁都快。南京城里,兵民反而"拥立王之明"——那个三月被朝廷审讯、判定为假冒的"北来太子"。南京人拥立他,未必真信他是太子,更像是对弘光政权最后的唾弃:你逃了,我们立一个你认定的"假太子"来跟你作对。 这里有一个辛辣的对照:三月里朝廷烧掉黄得功主张保全太子的奏疏,二十日命三法司复审、一定要坐实"奸谋";两个月后,满城百姓却把这个"假太子"捧出来。弘光帝用尽力气否认的那个人,最后成了南京城民心的替代品。真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需要一个符号来表达"我们受够了"。 这篇日历没有"论曰",没有慷慨激昂的评语,只有冷冰冰的一行行记录。可正因为冷,才格外有力:一个王朝的覆灭,不是轰轰烈烈的决战,而是皇帝唱戏、大臣议降、守将逃遁、军民另立新君的一地鸡毛。五月十一日之后,弘光朝在南京的统治就结束了。剩下的是黄得功兵败自杀、马士英被清军处死、弘光帝被俘北上,以及南方各地此起彼伏的隆武、绍武、永历政权——南明最漫长、也最惨烈的下半场,才刚开始。 ================== 卷三 ================== 【議立福藩】 议立福藩:一场在船上和客厅里决定的国运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北京陷落、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到南京,陪都的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大明剩下的全部"中央政府"。南京有一整套陪都机构——六部、都察院、守备勋臣,于是拥立新君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本篇记的就是这年四月到五月初,福王朱由崧怎样被推上皇位。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大明在南方的第一个皇帝,不是由大多数正人君子选出来的,而是由一位总督、两位军阀和一位勋臣、一位太监联手"定"下来的。 先看人选。潞王朱常淓和福王朱由崧都在淮上避乱。潞王向来有贤名,人心也向着他;福王是神宗万历帝的孙子、福恭王朱常洵的儿子,论伦序最近。史可法在高弘图寓所那次集会上说了一句要命的话:"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以主天下。"福王在藩邸的劣迹(包括洛阳城破时他只身逃出、父亲朱常洵被李自成杀死等事的传言)让东林—复社一系对他深怀戒心。可姜曰广在此篇中却"属意在福王"(他书所记与此不同,存疑),可见当时舆论并不整齐。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马士英。他是凤阳总督,手里有兵,又控制着福王南下的水路。四月三日,他暗中派人把孤苦伶仃的福王引上路振飞的船;二十一日又公开致书史可法、吕大器,说"以序、以贤,无如福王",还责备史可法应主持此议。他的动机,作者说得极直白:"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就是要立一个好控制的皇帝。为此他不惜"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刘孔昭是南京的诚意伯、勋臣领袖,刘泽清是江北四镇之一,一个在朝内造势,一个在军中施压。这条"贿"字,是弘光朝一切弊政的源头。 路振飞的态度值得单独说。他是淮安巡抚,高杰、刘泽清写信问他奉谁,他答"议贤则乱、议亲则一",主张立福王;但有人劝他去南京参与扶立,他断然拒绝,理由是"我此时一动,淮、扬不守"——他要看住淮扬,不能随人赴南京争功。他还预言:若我奉王入而彼不纳,势必互争,"不待闯贼至而自相残败"。这话后来几乎应验:弘光朝的覆灭,确实先从自己人互相拆台开始。 最耐人寻味的是史可法的缺席。二十二日他在浦口治兵,二十六日群臣轮番进见福王时他不在,五月初一决定大计时他仍在"江上督师犹未回"。也就是说,拥立这件头等大事,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李沾"今日有异义者,以死殉之"的厉声、刘孔昭对吕大器的当面痛骂、韩赞周等内官勋臣的"力持"之下拍板定案的。文官领袖不在场,武将、勋臣、宦官决定了皇帝人选——弘光朝的权力结构,从这一刻就已经写好了。 福王本人的形象,作者写得很细: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随从布袍葛履,困苦不堪。他反复推辞,说"国母尚无消息,宫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难浙东僻地,迎立决不敢当"。这是真心还是以退为进?难以断言。但他进城后"惶赧欲避"、须史可法劝他"宜正受"才肯受四拜礼,至少说明他确实缺乏做皇帝的心理准备。日后他宽仁寡断、受制于马士英,根苗已露于此。 他又特意问起懿文太子朱标的寝园并前往瞻拜。朱标是朱元璋长子、建文帝之父,过早去世;拜谒这位"没做成皇帝的太子",在国本之争的旧记忆中(万历曾想立福王之父朱常洵为太子,被东林挡住),未必全无政治意味,只是本篇未明说,只能存疑。 最后一段是作者的按语,最为冷峻:两大星夹日、五色云见,看似南都之祥;可当时摄政王多尔衮刚入北京,"星云殆大清朝之瑞乎?"——同样的天象,未必属于南京。计六奇站在事后回望,一句话就戳破了登基时的祥瑞神话:福王的龙椅还未坐热,真正的赢家已经在北京坐了龙庭。 【劉宗周論時事】 刘宗周的四十九条:一位大儒和一群军阀的决战 甲申年(1644)六月,弘光朝廷起用六十七岁的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他是明末最有分量的一位理学家,蕺山学派的创始人,士林公认的清流领袖。他上任后连上三疏,落款只写"草莽孤臣",不署官衔——这四个字本身就是表态:我不承认这个朝廷给我的官,我只以亡国孤臣的身份说话。 第一疏开门见山:"阮大铖的进退,关系江左兴亡。"一句话点明了弘光朝的死结。接着他提出讨贼四策,条条都冲着当权者: 一是"据形胜以规进取",请皇上亲征、驻跸凤阳(中都),以凤阳为枢纽逐步恢复江北,不要偏安江南。这等于说皇帝不该躲在南京,应该到前线去。二是"重屏藩以资弹压",痛骂地方官望贼而逃,点名路振飞把家眷先送走是"倡逃",刘泽清、高杰跟着学;按军法,一抚二镇"皆可斩"。三是"慎爵赏以肃军情",质问凭什么左良玉恢复了封伯、高杰刘泽清败逃也封伯?武臣滥、文臣滥、宦官也跟着滥,天下就要解体。四是"核旧官以立臣纪",要求惩办接受李自成伪官、弃地逃跑、奉使逃归的人,并且反对用"新恩"给阉党翻案——他搬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意思是崇祯帝定的逆案,新朝不该一笔勾销。 第二疏更狠,列出了"宜诛者四":督抚们不派一兵一骑北上救君父,是第一条该杀;皇帝死讯传来后不决战赎罪,反而争定策之功,是第二条;崇祯十七年忧勤,最后"燕京之捷"竟要由降清的吴三桂(吴镇)来奏报,满朝谋国不忠,是第三条;连崇祯帝的丧诏一个多月都传不到浙江,典礼诸臣失职,是第四条。他还提出两个具体方案——派使者携蜡丸密信北上联络燕京父老、访求皇子;或者起用郑芝龙率水师直捣燕都、九边军队卷甲衔枚配合。这些主张未必都可行,但至少证明:南明不是没有明白人,只是明白人说了不算。 结果怎样?军镇们炸了。七月十一日刘泽清、高杰弹劾他"动摇帝祚、激变军心";三十日刘良佐、刘泽清又参他"有逆谋";八月初二日更有人请加"重僇"(重刑),罪状竟是疏中自称"草莽孤臣"为"不臣"。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刘泽清把弹劾草稿给高杰看,高杰竟吃惊地说"吾辈武人,乃预朝中事乎"——这个流贼出身的粗人反倒觉得武将不该干预朝政;而列名其中的黄得功也赶紧上疏辩白说不知情。可见这份"公疏"其实是刘泽清一手捏造、借高杰之名壮声势,连高杰本人都觉得不妥。马士英暗中压下了这份疏,却拟旨讽刺刘宗周"平日原以议论取重"——你不过是靠发议论博名声罢了。 史可法出面调解,说"廷臣论是非、宪臣论功罪,各不相碍",既保了刘宗周,也没把四镇怎么样。可这是和稀泥:是非与功罪怎么可能互不相碍?九月初十日,刘宗周只做了四十九天左都御史就退休了。接替的插曲更不堪:给事中陆朗因为外放兵备佥事、想回京,就攻击刘宗周换取内批留用;尚书徐石麒揭露他贪赃、交通内臣、留用非法,陆朗反手弹劾徐石麒"结党欺君,把持朝政"。一个想回京的给事中,把弹劾清流当成敲门砖——弘光朝的政治伦理,到此已经烂透。 刘宗周后来在绍兴陷落时绝食殉国,实践了他"普天臣子皆当致死"的话。他这四十九天,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军阀的横暴、首辅的阴刻、史可法的无奈,也照出了一个理学家的刚直与孤愤。 【會推閣臣、冢臣及諸臣升擢】 会推阁臣:一场在刀兵威胁下开的内阁会议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二,南京的建政会议是在一种奇怪的气氛中开始的。史可法以"摄吏部"身份邀请诸臣会推阁员和吏部尚书。按旧例,五军都督府的勋臣是不参加这种班行的,可这回"恐不和",只好让他们一起商议。这一让步,埋下了整个弘光朝的祸根。 会议一开始还算正常:众人推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为相,吏部尚书属张慎言。张慎言推辞说"我老了,愿安于总宪",徐宏基打圆场说张公入阁、高公任冢宰更合适。可接着刘孔昭"攘臂欲得内阁"——捋起袖子、振动胳膊,明摆着要抢相位。史可法搬出祖制:"本朝无勋臣入阁例。"刘孔昭一句顶回来:"即我不可,马士英有何不可!"满座默然。这句话厉害在哪儿?它等于说:你史可法不让勋臣入阁,那马士英这个进士总可以吧?——而马士英此刻正拥兵在江北。史可法"勿庸再言"挡住的阮大铖,刘孔昭偏要举荐;他挡得住一句话,挡不住第二天马士英"率高杰等拥兵临江,称十万众,欲威劫留都诸臣"。初三的会推结果,马士英名列东阁大学士;高杰、刘泽清的信接着送到,请史可法渡江——史家一针见血:"欲其卸权于士英也。"所谓"会推",从头到尾都是在枪杆子底下进行的。 史可法选择了退。十六日,马士英"未尝奉召,自入朝",还要掌兵部、不愿出镇;史可法"知其意,自请督师江北以避之"。十八日辞朝那天,文武百官到郊外饯行,场面一定很体面;可史家冷冷写下一句:"自可法离京,刘孔昭略无忌惮,而高、张俱不能安其位矣。"这句话是全文的文眼——正人君子一走,剩下的就是刘孔昭们肆无忌惮、高弘图张慎言们坐不稳。史可法的"让",成全了马士英的"专",也把自己的督师变成了没有根基的苦差。后来扬州城破、他以身殉国,根源在这次"自请"里就已经种下。 李沾与张慎言的那场争吵,是全文最生动的一幕。李沾想当操江,又怕与刘孔昭分权,改求"典属国";吏部想用王重,李沾跳出来反对:"是受我贽四十金者"——这人收过我四十两银子的见面礼(意思是已经被我收买,不能用别人)。张慎言当场顶回去:"仆起家三十年,所贽十三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贄乎?"——我做了三十年官,收的贽礼最多十三两,你倒有四十两?这话说得极硬,也极悲凉:一个清官能拿来自证的,只有"我收得少"。李沾"益衔之",后来嗾使郭维经劾冢宰有私,又拿少宰(吕大器)撒气;双方缠斗,直到九月李沾被加左都御史、吕大器被革职逮问(见卷一《九月纪》)。这段私怨,贯穿了弘光朝始终。 本篇末尾附了一串小传,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士英的那一段。计六奇是无锡人(文中"予邑人"),他记下同乡亲眼所见:马士英本姓李,五岁被卖槟榔的马姓商人收为养子;原本是广西藤县人,与袁崇焕同乡、同年(辛卯)生。然后作者忍不住骂了一句:"其为人也,手长智短、耳软眼瞎者。"——手长,是说手脚伸得长、善于捞取;智短、耳软、眼瞎,是说没见识、没主见、看不清人。这八字评语,是研究马士英最有名的一笔,也是理解弘光朝的钥匙:一个由"手长智短"的人掌权的朝廷,必然忙于分赃而短于谋国。其余王铎、张慎言、姜采、张煊、白抱一、乔可聘、陈丹衷诸人的小传,看似随手附录,其实是在给这份"会推"名单做人物注脚——谁是谁的人、谁是什么出身、谁曾在哪县做过官,一目了然。 五月的南京,史可法让了、马士英进了、刘孔昭攘臂了、阮大铖被挡住又被记上了。弘光朝的所有矛盾,在这次内阁会议上一一亮相。此后的内讧、清流退场、军阀跋扈,都不过是把这场会议的台词,演成了两年的长剧。 【劉宗周論時事】 刘宗周:四十九日的孤臣,与四道永远不会被采纳的奏疏 弘光朝有过一位真正的"诤臣",他就是刘宗周。甲申年六月被起用为左都御史,七月初十之前连上三疏,署名只写"草莽孤臣",不写官衔——这四个字既是自谦,也是控诉:天下已亡,我不过是个草野里的孤臣,官衔还有什么意义? 他的第一疏开篇就说:"阮大铖的进退,关系江左兴亡。"这句话把弘光朝的核心之争摆到了桌面上:用不用阉党余孽。接着他提出讨贼四策。第一"据形胜以规进取"——不要偏安江南,要以凤阳(中都)为枢纽,东扼淮徐、北控河南、西顾荆襄、南近金陵,陛下亲征驻此,逐步恢复,则秦晋燕齐必响应;还要网开一面,让被迫从贼的人杀贼自效。第二"重屏藩以资弹压"——地方望贼而逃,根子在督抚无能;路振飞把家眷先送到远处,是带头逃跑,刘泽清、高杰跟着学;按军法临阵脱逃者斩,一个巡抚、两个总兵都可以斩。第三"慎爵赏以肃军情"——左良玉"恢复"就封、高杰刘泽清败逃也封,那谁不该封?武臣滥、文臣随、宦官从,天下闻而解体。第四"核旧官以立臣纪"——北京陷落,有受伪官而逃的、有守土而逃的、有奉使而逃的,按法皆不赦;带伪命南下徘徊观望的尤须诛绝。最后他请求此后除授暂称"行在",保留臣子负罪引咎的诚心。 第二疏更锋利,列出"宜诛"四条:封疆诸臣坐视君父危亡而不救(一);大行皇帝凶讯已确,却争言固圉、卸兵权、抢定策之功,安坐地方不移一步(二);新朝既立,既不遣北伐之师,又不遣蜡丸密使联络燕中父老、寻访皇子,也不起郑芝龙海师直捣燕都,只做体面文章,让吴三桂之流独奏"燕京之捷",使南中面目无地自容(三);先帝丧诏迟滞一个多月不到浙江,成服之礼只行于名邑,是先帝终无服于天下(四)。他还追根溯源:罪废诸臣昭雪本应援先帝遗诏,如今却一概用"新恩",连先帝诛珰铁案也被前后诏书蒙混,彪虎之辈尽将平反——"君、父一也,'三年无改'之谓何?"结尾那句"先帝十七年之忧勤……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惨,而食报于臣工乃如此之薄",是弘光朝最沉痛的文字之一。 奏疏写得好,改变不了任何事。七月十一日起,高杰、刘泽清、刘良佐轮番上疏,给刘宗周扣上"动摇帝祚""激变军心""有逆谋"乃至"不臣"的帽子。高杰等公疏请加重僇,刘泽清把稿子给高杰看,高杰竟惊问:"吾辈武人,乃预朝中事乎!"——这句话假得可爱:上疏时签名在列,看了稿子倒装不知道。更可笑的是疏上列了黄得功的名字,黄得功立刻疏辨"实不预闻";马士英暗中压住,疏才没递上去,却拟旨讽刺"宪臣平日原以议论取重"。史可法出面两解:"廷臣论是非、宪臣论功罪,各不相碍。"——各说各话,谁也不得罪。九月,刘泽清又捏造四镇公疏,纠劾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九月初十,刘宗周致仕。从七月十九到任算起,整整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四道奏疏,一条也没被采纳。他要求诛的人(路振飞、刘泽清、高杰)毫发无伤,他还击的阮大铖照样当官,他痛惜的先帝丧礼依旧潦草。真正被"处置"的,是上疏的人自己。陆朗、黄耳鼎因外转无计,靠攻击刘宗周复职;徐石麒替刘宗周说了句公道话,反被陆朗弹劾"结党欺君,把持朝政"。这就是弘光朝的清议:它能让史可法出面"两解",能让高杰装糊涂,却挡不住一个被弹劾的御史靠攻击忠臣保住官位。 刘宗周后来在绍兴再次起兵,清兵破绍兴后绝食殉国。他早已看透这个朝廷无可救药,却仍要把话说尽——因为"草莽孤臣"这四个字,本来就不是说给弘光帝听的,而是说给后世听的。 【劉孔昭陵侮張慎言(1)】 这一篇讲的是南明弘光朝开局最刺眼的一幕:武臣在金殿上拔刀追杀吏部尚书。主角刘孔昭是个劣迹斑斑的勋臣——他承袭诚意伯(刘伯温后裔的世袭爵位),却为争爵位害死祖母、把合法的嫡嗣莱臣打死在狱中。这样的人,在弘光帝即位后成了朝中一股重要势力。 弘光朝建立,朝臣要起用被废黜的官员。刘孔昭与阮大铖是旧交,想把他拉回来,史可法不同意。十八日史可法离京,二十二日马士英入阁,刘孔昭觉得机会来了。可诏书明说"逆党不得轻议",吏部尚书张慎言又持正,他难以破例,便先设宴请灵璧侯、忻城伯等勋臣串联,打算在朝廷上当众把张慎言赶走。 二十三日早朝后,刘孔昭带着一群勋臣,把九卿科道叫到殿上,指着张慎言破口大骂,说他结党营私、专推文臣、排斥武臣,举荐吴甡是违背成宪的"真奸臣"。张慎言站着不辩。大学士高弘图劝他别在殿上吵,皇上也叫大家和衷共济。可刘孔昭竟从袖中抽出一把小刀,追着张慎言要动手,边哭边骂,非亲手杀了他不可。太监韩赞周厉声喝道:"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朝规!"才把他拦住。御史王孙蕃也顶回去:吏部本来就管用人,除了推官、升官还能有什么职掌?——殿上闹成一团,张慎言只好称病求退。 刘孔昭还不罢休,退朝后又上疏,给张慎言扣上"二心""告庙定策时阻难"的大帽子,请皇上收回吴甡陛见的命令、重办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都愤而上疏求去,弘光帝只能派鸿胪寺官去挽留。二十六日,皇上把三位辅臣召到行宫,高弘图把道理讲透:张慎言清正,吏部天天用人就是天天尽职;吴甡是先帝简拔、杀周延儒而不杀的人,先帝若在今日也必用他。皇上也承认近臣受贿"从袖中掏出"的可笑。可这套话对马士英说了也没用——史可法感叹:先帝用人从不拘成见,傅宗龙、孙传庭从囚徒起用,马士英自己也是从戍籍起用的;如今一个七十岁的冢宰举荐一次吴甡就成了罪过,这不是轻视朝廷、助长祸乱吗? 讽刺的是,初八日朝廷还表扬刘孔昭"功在社稷"。张慎言最终在初十日致仕,皇上说他山西无家可归、沿途侨居候召;他留在宁国,孤孙历尽艰险来陪他,他说"祖孙相聚就够了",国亡后郁郁而终。计六奇最后点破:刘孔昭敢这么狂,是马士英在背后撑腰。 下半篇转到淮安:甲申春山西逃兵南下,巡抚路振飞组织七十二坊义兵、昼夜巡防;京城陷落消息传来,他当众从袖中取出塘报,哭着问众人"是绑我出迎,还是拼死守城",随后散漕粮、擒伪官、斩叛将,与巡按王燮分守河、城,硬是把淮安稳住。一处是朝堂上的乌烟瘴气,一处是地方上的死里求生——南明的存亡,恰恰就在这种对照里。 ================== 卷四 ================== 【黃澍辯疏】 黄澍辩疏:一个被通缉的御史,和一场提前写好的叛乱 这篇不长,却是理解弘光元年三月左良玉举兵的关键。主人公黄澍是湖广巡按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他在南京当廷弹劾马士英,因而成为马士英的眼中钉。马士英的反击方式很阴:不直接驳他的弹章,而是拿一个叫刘侨的人的私信做文章,想证明黄澍收受贿赂。 黄澍的辩疏写得极其漂亮。他把事情原原本本抖出来:麻城秀才周文江投了张献忠、做了伪兵部尚书,引导张献忠攻破武昌;锦衣卫遣戍的刘侨通过周文江向张献忠献美妾、玉杯、古玩与数万金,换来一个伪"锦衣大堂"的官做。等左良玉收复蕲、黄,刘侨削发逃走,转头又给马士英送去赤金三千两、女乐十二人。这样一个反复无常、两度行贿的人,正是马士英要庇护的。而黄澍自己怎么处理刘侨的"助军银"呢?他在批文上写:"正苦于没有粮食,挟财媚贼的人真该羞愧。着即收贮!"又退掉玉带、珠冠,批道:"军中无妇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须玉带,着即变价济饷。"——这两段批示,把银子收了、把贿赂退了,还把刘侨和马士英一起讽刺了个遍,偏偏句句都是官府文书的口吻。所以黄澍说:请把我的原批呈上御览,"清浊立见"。这一手极为高明:他把自己从被告变成了控方,把马士英与"献贼—刘侨"的贿赂链条绑在了一起。 马士英当然不肯罢休。九月二十六日,他授意楚藩宗室朱盛浓上疏诬告黄澍"毁制、辱宗、贪贿、激变",理由是朱盛浓受了黄澍的害——至于什么害,本篇没有细说,黄澍反诘"害非剥肤,何至千里叩阍",可见罪名牵强。马士英立刻把朱盛浓提拔为池州府推官作为酬谢,又从宫中批出"逮澍刑部提问"。结果呢?"澍不至。"三个字,重若千钧。一个朝廷下令逮捕的御史,公然抗命不到案,而朝廷无可奈何——这说明马士英的权势已经越不过长江,管不到湖广了。黄澍此时正在左良玉军中(他本是左良玉的监军御史),有军队庇护,马士英拿他没办法。作者由此断言:"次年良玉举兵之事,已兆于此。"确实,弘光元年三月左良玉打出"奉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的旗号东下,黄澍正是幕中最有力的鼓动者。一个御史的抗命,变成了一场内战。 值得一提的是,黄澍与马士英的公开决裂发生在崇祯十七年七月,当时他上疏弹劾马士英,列举其罪状,因而结下死仇;马士英掌权后一直在找机会报复,这才有了刘侨私信一案和朱盛浓的诬告。黄澍则投靠左良玉,成为监军御史,手中有兵,才敢抗旨不赴刑部。所以"澍不至"四个字,既是马士英的失败,也是湖广军阀与南京朝廷分道扬镳的宣言。 末后的"附记"是作者计六奇补的一笔,用意很冷。他写黄澍后来在徽州高堰桥出卖黄道周:他熟知桥下水深浅,偷偷引三十名清军骑兵从浅渡绕到黄道周军背后,导致闽兵惊溃——而黄道周是隆武朝的宰相、一代忠臣,此役被俘后绝食殉国。徽州人因此无不唾骂黄澍。后来黄澍又在福建谋划捣毁郑成功的家属,惹出边患而被罢免。这件事他书未详,可能是传闻,但计六奇把它放在这里,显然是要给前面的"辩疏"翻案:黄澍抗马士英,未必是出于公忠,很可能只是另一种投机和报复。忠与奸、清与浊,在南明往往不是一眼能看透的——这是本篇留给读者的余味。 【陳子龍請廣忠益、慎名器、用賢勿二】 陈子龙的三封疏:清流最后的嗓音 弘光朝的言官里,陈子龙是最不肯沉默的一个。他是复社领袖、明末重要的诗人,此时任兵科给事中。这一篇收录他的三封奏疏,主题分别是"广忠益""慎名器""用贤勿二、爵人宜公",篇末五个字:"疏入,俱不听。"——这是弘光朝给清流最冰冷的答复。 第一封"广忠益",讲的是两个年轻人。涂仲吉是国子监生,崇祯年间黄道周因直言被构陷、祸将不测,满朝官员互相使眼色、谁也不敢开口,唯独涂仲吉背着书箱走了万里路到北京上书,结果挨廷杖、下诏狱,狱吏酷刑拷打,他至死不屈,只为昭雪黄道周的冤枉。祝渊是举人,刘宗周因廷诤去国时,他毅然上疏请求留任,后来也被征逮下狱。陈子龙与两人都当面谈过,他笔下的细节很动人:涂仲吉"凝静深远,绝不以立名自喜"——沉静深沉,并不因为自己做了义举就得意;祝渊"谦抑温恭,惟出位引咎"——谦逊温和,只说自己是越职言事、甘愿认罪;别人送东西,"锱铢不纳",一钱一铢都不收。这样两个人,若放在台谏的位置上,"上补衮职、下剔奸邪",该多好。陈子龙是要朝廷把忠义之士招募进来,可他的建议石沉大海。倒是《遗闻》记的那条副产品有点讽刺:解学龙推荐之下,叶廷秀、涂仲吉、诸永明这些"侠节士"终于在弘光朝得到待诏、都察院堂上官之类的官职——被先帝打入牢狱的人,新朝给官了,可真正该重用的陈子龙、刘宗周、黄道周们,反而靠边站。 第二封"慎名器",火力对准马士英。他一针见血:陛下南返时随从寥寥,如今大位一坐,来的人成群结队,人人自夸拥戴之功,家家想着"从龙"得官。他引《诗经·曹风》"不称其服"和《周易》"负乘"之戒——穿了不该穿的官服、坐了不该坐的车子,是要招来祸患的。他提出的办法很具体:真有功劳,赏钱帛,别赏官。这与马士英动辄封侯拜相、荫子入监的做法正面对撞。 第三封"用贤勿二、爵人宜公",谈两件事。一是请召见刘宗周("宪臣")。这位老成清直的左都御史进了南京,却寄居佛寺,见不到皇帝一面;陈子龙警告说,陛下若因担心他戆直而"疑畏君子",君子们就会携手归隐,黄道周那一类人都会裹足不前——"陛下谁与共济天下哉?"二是反对张有誉的"特用"。张有誉本人清廉能干、众望所归,可问题不在人,在程序:七月二十五日,周堪赓久不到任,宫中直接传旨升张有誉为户部尚书、大学士,未经"会推"(廷臣公推)。高弘图缴还任命,皇帝答"特用出自朕裁";章正宸封还中旨力争,不听。陈子龙举出唐代"墨敕斜封"的旧鉴:一旦开了内降授官的口子,奸邪乘隙、左右说项,吏部不及议、宰相不及知,官就私下授出去了。更狠的是他点破马士英的用心——借一个清正之人的特例,"开传升之幸门,为阮大铖地也",即为阮大铖这类人铺路。用一个好官做掩护,打开坏制度的闸门,这是弘光朝最典型的政治手法。 三封疏,一篇比一篇切中要害,结果全不采纳。陈子龙后来在松江起兵抗清,被捕后投水殉国,年仅四十一岁。他这篇文字里那些"凝静深远""锱铢不纳"的古人,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黃澍論馬士英十大罪】 这篇是黄澍弹劾马士英的奏疏全文,也是南明朝堂上最著名的一篇"骂檄"。黄澍是巡按湖广的御史,弘光朝建立后,他连上十疏,矛头直指当国大学士马士英。 奏疏开门见山就豁出去了:他说自己今天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说,马士英必杀他;不说,苟且偷生也难免死于乱兵。既然横竖是死,不如冒死直言。接着他列出"十可斩之罪":一是不忠,马士英受先帝知遇,却巧卸凤阳皇陵(明朝发祥之地)的重担,跑去当兵部尚书,给皇上落下轻弃祖宗的恶名;二是骄蹇,总督两年养尊处优,却在圣明面前动辄自称劳苦多年;三是误封疆,奉命讨张献忠没跨出蕲州、黄州一步,讨李自成没跨出寿春一步,坐视贼势坐大;四是通贼,张献忠的兵部尚书周文江引贼破楚,事后带着金银入京,当晚就递上参将荐书,蒙蔽先帝、遗祸地方;五是欺君,市井无赖黄鼎让参谋冯应庚私铸"果毅将军印",谎称从贼手中夺得,飞报邀赏,麻城百姓因而唱出"假印不去、真官不来";六是失众亡等,金陵流传"若要天下平,除非杀了马士英";七是造叛,他从一个"逆案"漏网之人翻身就举荐阉党余孽阮大铖,还说"我要操朝权,必先自用大铖始";八是招摇骗诈,克扣兵粮、家肥兵瘦,还把皇上的恩典都说成"都是我在皇上面前奏的";九是不道,长江不设防,却在私宅扎营保护自己的马匹财帛;十是总罪名——上得罪列祖列宗,下得罪亿兆百姓,举国欲杀。 黄澍还请皇上把奏疏交给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公议:臣若有一句欺妄,就诛臣;臣若说得对,就立诛马士英。结尾他主动交代:吕大器弹劾马士英也不是无辜的,自己以前和御史王燮就联名参过他——先把"结党"的帽子摘掉。作为言官,他明知与死为邻,仍"甘之如饴"。 计六奇的评语很妙:这些奏疏像古代名臣奏议,有胆有识、落笔妙天下;但黄澍敢这么侃侃而谈,是挟左良玉为重,马士英不敢动他,也是怕左良玉。对比吕大器一参马士英就被勒令退休甚至下刑部,黄澍却被放归湖广——朝堂上的"敢言",其实全靠背后的刀把子撑腰。这一篇后来直接连着左良玉举兵"清君侧"的下一幕。 再往深里看,这篇奏疏其实是一份政治宣言:它把弘光朝几个最敏感的问题——凤阳皇陵的防务、对张献忠和李自成的作战、阮大铖的起用、兵粮的克扣、长江的江防——一口气全掀开了。黄澍敢写,是因为他是湖广巡按、手里握着左良玉这张牌;奏疏里每一条罪几乎都配着一句民谣("假印不去、真官不来""若要天下平,除非杀了马士英"),等于把舆论也搬上了朝廷。这种写法在晚明言官中很有代表性:弹劾不只要讲道理,还要造声势。弘光帝最后的处理也很有意思——他不治马士英的罪,只催黄澍回湖广"料理恢复承、襄",等于把这位敢言的御史远远支开。而黄澍此人的底色,下一篇就会暴露:他并非真正的清流,而是一个精于投机的政客。计六奇说这些奏疏"逼真古名臣奏议,有胆、有识,落笔妙天下",赞的是文章,不是人品;文与人之间的这道裂缝,正是南明士人最典型的悲剧。 【黃澍辯疏】 这一篇接上一篇,讲黄澍与马士英的第二轮交锋,结尾还附了一段让读者大跌眼镜的"后传"。 先看黄澍的自辩。马士英说黄澍收了刘侨的贿赂,黄澍索性把事情原原本本摊开:麻城劣生周文江投了张献忠、当上伪兵部尚书,引贼破楚;锦衣卫遣戍官刘侨托周文江给张献忠送去美妾、玉杯、古玩,换来一个"锦衣大堂"的伪职。等左良玉收复蕲黄,刘侨剃发逃跑,转头又给马士英送去三千两赤金和十二个歌伎。今年四月马士英让黄鼎署理麻城,局面差点失控,乡绅请黄澍弹压,刘侨趁机献银三千两——黄澍的批语是"正苦于没粮,真该让那些挟资媚贼的人羞愧,即刻收贮",话里带刺。后来黄鼎又代送银一千两、玉带两条、珠冠一顶(原文作"殊冠",疑即珠冠),黄澍批得更妙:"军中没有妇人,要珠冠做什么?大功未成,用不着玉带,变卖了充军饷。"巡按衙门收支都有案卷,请皇上也看看刘侨的私信和自己的原批,清浊自见。 可马士英也没闲着:九月,楚藩宗室朱盛浓上疏告黄澍四大罪——毁制、辱宗、贪贿、激变;马士英大喜,立刻把朱盛浓提拔为池州府推官,并直接从宫中下旨逮捕黄澍交刑部。黄澍拒不赴审。十月他上疏反问:朱盛浓又没受切肤之害,何至于千里迢迢来叩阍告状?计六奇一语道破:逮捕令下而黄澍不到案,说明马士英的权势已经管不到南楚的臣子;第二年左良玉举兵"清君侧",苗头就在这里。 最耐人寻味的是附记:乙酉年清军下徽州,隆武朝的黄道周在高堰桥死战,从早到晚斩获颇多。黄澍因为是本地人,知道桥下水有深有浅,竟秘密带三十名清骑从浅滩渡河,绕到黄道周军背后突然袭击,闽兵一看见就惊溃了——徽州人无不唾骂他。后来他到福建做官,又想端掉郑成功的家属来邀功,结果惹出边患被罢。弹劾马士英时的凛凛正气,和引清兵袭友军的所作所为,竟出自同一人。读这一篇,最该记住的是:奏疏写得漂亮,不等于人靠得住。 把这一篇和上一篇连起来读,才能看清黄澍的完整面目。上一篇里他是冒死弹劾权臣的忠臣,这一篇里他的自辩句句在理、字字带刺——"挟资以媚贼者"一句话,把刘侨、黄鼎、马士英全骂了进去。可他越辩得漂亮,越让人起疑:一个真正清白的巡按,何必在批语里藏这么深的机锋?他批"仰即收贮""仰即变价济饷",表面是拒贿,实际上银子还是收进了巡按衙门——收支虽有案可查,钱终究是花了。马士英拿刘侨私信做文章,未必全是诬陷,至少"刘侨找过黄澍"这层事实是存在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朝廷的应对:楚宗朱盛浓告状,罪名是毁制、辱宗、贪贿、激变,马士英立刻把他提拔为池州府推官——一个原告转眼成了朝廷命官,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判决书"。而逮捕令下后黄澍"不至",说明弘光的政令出了南京城就不起作用了。第二年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率兵东下,正是这一裂痕的总爆发。 附记里的黄澍,则彻底撕掉了忠臣的假面:他带清军骑兵绕过黄道周的防线,直接导致这位隆武朝名臣兵溃;后来又想拿郑成功的家属做筹码,罢官收场。从弹劾马士英到引清兵袭友军,中间只隔了一年。计六奇把这段附记放在这里,用心很深——他怕读者只记住那篇漂亮的奏疏。 【陳子龍請廣忠益、慎名器、用賢勿二】 这一篇是陈子龙的三道奏疏,主题只有一个:新朝开局,用人要慎。 第一道叫"广忠益"。陈子龙先讲两个旧故事:黄道周在崇祯朝触怒权奸、被构陷下狱,满朝文武互相告诫不敢开口,只有一个叫涂仲吉的孤身少年挑着书袋走了万里路到京城上书,结果被杖打、下狱,狱吏酷刑逼供,他到死不改口,只为证明黄道周的冤枉。陈子龙说他比东汉王调为李固讼冤、杜仲为救李云而死也不逊色。另一个是刘宗周因直谏离职,举人祝渊请求留任,后来也被囚车征逮。两人祸福轻重不同,但"为国惜贤、舍生取义"是一个道理。陈子龙说我都见过他们:涂仲吉沉静深远、不喜立名,祝渊谦恭自责、分文不取,若放在台谏的位置上,上能补皇帝的缺失,下能剔除奸邪。 第二道叫"慎名器"。弘光帝辗转南归时随从无几,如今登基,来的人蜂拥而至,人人都想夸拥戴之功、怀从龙之念。陈子龙警告:劝功诱善全靠爵赏,一旦轻滥就收不住;丰沛故人、文墨小吏自古招嫌,朱紫盈门、貂蟒满座更违国典。以后真有功劳,赏金帛就行,别给爵位——否则会招《曹风》"不称其服"的讥笑、犯《周易》"负乘致寇"的警戒。 第三道叫"用贤勿二、爵人宜公"。他话里带刺地说:宪臣(刘宗周)进了京城却寄居佛寺,见不到皇帝一面;陛下因为刚说了要和衷共济,怕他愚直奏对时又生分歧——可这"疑畏君子"的念头一产生,君子们就要携手归隐,黄道周一类人都会徘徊不前,陛下还能与谁共济天下?另一件是"计臣"张有誉被特别任用:人虽清廉能干,但古制封爵要在朝廷上与众共之,唐朝"墨敕斜封官"就是前车之鉴;万一奸邪乘机、左右先容,吏部来不及议、宰相不知情,直接宫中降旨,臣等不争则幸门日开,争则已有前例。 三道疏呈上去,全都不听。计六奇在注里点破:所谓"计臣"就是江阴张有誉;马士英正是借"特用"开了传升的幸门,替阮大铖铺路——章正宸封还中旨力争也没用。陈子龙后来在抗清中殉国,他这篇话,句句说中了弘光朝的病根。 这三道疏的排列顺序也有讲究:先讲"广忠益",是要皇帝把忠直之士招进来;再讲"慎名器",是要他把官爵看紧;最后讲"用贤勿二、爵人宜公",是要他别用内降、别疑君子。三层意思层层递进,其实是一整套立国方略。弘光帝若真能照办,南明局面也许不同——可他"有意为明主"却终于"高拱听之",陈子龙的话一句也没进耳朵。 尤其"内降"一条,直指弘光朝最致命的弊病:皇帝绕开吏部、内阁,直接从宫中下旨授官。今天张有誉可以"中旨传升",明天阮大铖就可以照样复起。陈子龙说"臣等不争,则幸门日开;臣等争之,则已有前例"——争也没用,因为先例已经开了。这句话里的绝望,比任何慷慨陈词都深。 陈子龙本人是复社领袖、几社创始人,后来在松江起兵抗清,被俘后投水殉国。他在这篇奏疏里推荐的涂仲吉、祝渊、叶廷秀、诸永明,都是崇祯朝为黄道周讼冤的义士——推荐这些人,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弘光朝若要中兴,先得把崇祯朝被压制的好气数接回来。可惜皇帝不要。 ================== 卷五 ================== 【偽官】 伪官:一场审判"变节者"的闹剧,如何审判了自己 背景:北京陷落之后 甲申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消息传到南京,明朝的陪都立刻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新朝廷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不是如何北伐,而是如何处置那一大批在北京投降了李自成的官员——史书称为"从逆诸臣"或"从贼之臣"。 本篇就是这个问题的流水账,从甲申年六月一直记到乙酉年(1645年)正月。读它你会发现,弘光朝用了整整半年时间,把精力都耗在"谁该杀、谁该赦、谁该连坐"上,而真正决定国运的江北防线,却在这半年里一天天烂下去。 第一条线:杀伪官的"义举" 开头一长串,讲的是各地反抗李自成地方政权的"义举"。丁启睿的弟弟丁启光守睢阳,联合归德知府桑开第、举人丁魁南等,在五月十六日一齐动手,把归德、商丘、柘城、鹿邑、宁陵、考城、夏邑等县的伪官一网打尽,连人带伪印押解南京。济宁都司李允和杀了九个伪官,还把叛官王世英囚禁献俘。开封推官陈潜夫、寨勇刘洪起、青州衡藩、四川巡按刘之渤也各有斩获。 这些人是新朝廷最想树立的榜样:你看,忠臣还是有的。所以朝廷一一封赏——陈潜夫改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丁启睿以原官做河南安抚,刘洪起等赐总兵官。注意这里的因果:杀伪官是投名状,封官是回报。乱世里,忠诚是可以兑换的硬通货。 第二条线:马士英的雷霆一击 真正的高潮,是六月初十马士英那篇气势汹汹的奏疏。他把矛头对准了庶吉士周钟。周钟的罪名有三层:一是劝进之外还上书劝李自成早定江南;二是写信给儿子,称李自成"新主",夸他英武仁明、恩遇隆厚,动摇东南人心;三是那副让人瞠目结舌的劝进联——"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把李自成捧得比尧舜还多武功、比商汤周武还不惭德。更刺心的一笔是:周钟经过崇祯帝梓宫前,扬扬得意,竟不下马。 马士英要的不是普通处罚,而是"赤族之诛"——灭族,并且连坐他的胞兄周铨、堂弟周镳。他还特意翻出周钟的伯父周应秋、周维持,说这二人是魏忠贤门下的走狗,把"阉党逆种"和"闯贼逆臣"叠在一门之上。这一手很讲究:它把惩办降贼分子,和清算东林—阉党宿怨嫁接到了一起。马士英的真实靶子,往往不在奏疏的字面上。 第三条线:审判者自己也不干净 接下来的记录越读越荒诞。八月二十日,降贼的原尚书张缙彦自称在河北招募义勇、诛杀伪官,大学士王铎一保,朝廷就让他以原官总督北直、山西、河南军务,还发给二百份空名札(空白委任状)。十二月初五,韩四维自称"未经贼辱、弃家南奔",立刻复官——可作者立刻揭底:此人曾愿出一万两银子求贼寇给他司业之职,只是贼寇只肯给个修撰。被时敏更妙:受伪命在先,刘泽清一荐,又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去大瞿山开屯了。刘泽清还替"匍匐南归之臣"请求从轻发落。 也就是说,审判席上坐着的人,不少自己就是漏网的从逆者。他们忙着给别人的罪名定性,其实是在给自己找台阶。这正是本篇最深的讽刺:一场号称要"伸国法、儆人心"的审判,其公信力从一开始就被审判者自己的履历掏空了。 第四条线:六等定罪与反噬 十二月二十三日,刑部尚书解学龙拿出一份"从逆诸臣六等罪"名单:一等磔(凌迟),二等斩、秋后处决,三等绞,四等戍边,五等徒,六等杖,后面都写着"拟赎"——可以用钱粮赎罪。有疑的另拟二十八人。这份名单看似严密,立刻遭到勋臣集团的反扑。保国公朱国弼等纠举"刑官六失",御史张孙振更直白:明谕法宜从重,你解学龙操着三尺法,推诿半年,反倒让八人脱身;而且"北人诸人乃贼弃之而来,非弃贼而而来"——那些北方回来的人是李自成不要了才放回来的,不是弃暗投明回来的!这句话把当时最微妙的现实挑明了:很多人不是心向明朝,只是贼寇不要他们了。 结果是解学龙被革职,高倬接任刑部尚书。六等定罪这套办法,最终成了党争和勒索的筹码。 存疑处 原文有几处缺字和讹字需要点明:"赐遇知、洪起总兵官"中的"遇知",疑即前文屡见的李际遇(躲避李自成、据守河南的土豪武装首领),但不敢遽改;"□政""□□抚""鲁□""王□""钱□"等□为底本漫漶;"人心傲"当作"人心儆"或"人心振"理解;王先通"为贼声罪所诛"一句,是被贼寇以声讨罪名的方式处死,还是因为他声讨贼寇之罪而被杀,文义两可。这些地方我均按原文直译,未敢臆断。 【邊鎮諸將】 边镇诸将:四镇坐大,南京管不住自己的军队 这一篇在讲什么 甲申年(1644年)六月到八月,弘光政权刚刚在南京站稳脚跟。本篇标题叫"边镇诸将",记的全是军镇、将领的事。表面看是一道道任命和战报,串起来却是一条清晰的线:朝廷的权威正在被手握重兵的"四镇"一点点架空。 所谓四镇,是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四位总兵,他们各据一方,互为形胜,也互相仇视。弘光帝能登基,多少靠了他们的拥戴;一旦拥戴完成,他们就成了朝廷甩不掉、也管不动的既成势力。 吴志葵获奖与刘泽清翻脸 开篇是六月十三日提拔吴志葵镇守吴淞。理由很朴素:此前江北诸镇兵不戢,虎视眈眈想渡江,而吴志葵当游击时随巡抚郑瑄守京口,昼夜不懈,江上安宁。注意这个对比——一个中下级军官因为"守得住、不扰民"被提拔,恰恰反衬出那些高级镇将的不可用。 紧接着十八日,刘泽清就上疏请诛吕大器。他的指控很不成体统:说吕大器起用王重掌铨选,又偏袒雷演祚,骂雷是"吴甡走狗,杀周延儒以媚东林"。这已经不是军务,而是把朝堂党争的旧账搬到了奏章里。刘泽清同时推荐张捷、邹之麟、张孙振、刘光斗等一串人——这是一个武将公然插手人事,而且插手的方式是"清君侧"式的道德指控。更荒唐的在后面:塘报陕西全部陷落,马士英请赶紧奖赏赵光远,还给一百份空名札,而此时赵光远早已降贼。赏罚的尺度,全凭当权者一时需要。 镇江水兵之变:一句话泄露天机 本篇最生动的一幕,是六月十八日镇江的兵变。北方于永绥的骑兵一千人、浙江都司贾之奎的步兵、京口营兵和各路散卒挤在同一座城里。起因小得可笑:骑兵压价抢小孩的瓜,相持不下,兵伤了小孩额头;路人抱不平,把骑兵捆起来扔进江里。可接下来就像点着了火药桶——骑兵要找为首者报复,一问多是浙兵,便呼朋引类;浙营守备李大开喝止不成,抽箭射中数人;骑兵群起攻杀,李大开中箭而死;接着借端勒索、奸淫抢掠,焚烧东门外居民数十里。 最要命的一句话,是骑兵自己说的:"四镇以杀抢封伯,吾辈何惮不为!"——四镇靠杀人抢掠封了伯爵,我们怕什么!这句话等于供词:从上到下的示范效应已经形成,士兵们知道,在这个政权里,暴行不是罪,而是升官的路径。祁彪佳披甲弹压才稳住局面;史可法奉命核查,结果只处分了一两个起事兵丁。犯众怒的兵变,轻轻放过;而朝廷传令四镇出兵六合驰赴督辅调用,四镇"皆不奉诏"——赏罚与号令,到这里全失灵了。 开藩:朝廷在自我肢解 七月以后的几件事,都是同一趋势的注脚。初七命左良玉在武昌"开藩",初九王应熊在遵义"开藩"。开藩就是允许他们自设官属、自成一镇,等于把一块国土和一批军队正式划出朝廷的直接控制。刘泽清上"进取之计"更直白:嘴上说要募兵数十万、整顿一两年才能渡河,实际是"我担心姜曰广、刘宗周闹不成党争就不痛快,不能跟着辅臣急着渡河"——借国防之名行拖延之实,顺带把政敌再骂一遍。他推荐的马化豹、柏永馥,还要史可法题用,可见人事权是如何被武将和督辅瓜分的。 唯一的亮色在末尾:都司同知陈谦奉命入闽,与郑芝龙曾在羊城结盟,此次携敕谕金帛奖赏,并调郑芝龙兵六千、郑鸿逵兵一万入防。这是弘光朝少有的、真正面向海上力量的布局。但郑芝龙这个人,后来降清,成了郑成功父亲政治选择的分水岭,此处先埋一笔。 存疑处 本篇干支与日期颇多错乱:先记六月十八日(甲戌),后面又出现十一日(丁丑)、十三日(己卯)、十八日(甲申),显然次序已被底本打乱,我保留原顺序不作移易。"十五日,刘良玉移镇寿春"中的"刘良玉",疑为刘良佐之误;"共兄一万之数"当是"共成一万之数"。这些讹误均按原文直译,并在括注中说明。 【陳璧論賊必滅有八】 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到南京,朝野震动:有人把闯军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们智勇双全、将士无敌,或者说他们假仁假义、百姓箪食壶浆。户部司务陈璧站出来泼冷水——他说自己亲眼看过闯军的作为,断定"贼必灭",并列出八条理由。 第一条,闯军沿途其实没打过什么胜仗,靠的是奸细散布"百万大军、千员战将"的谣言,加上"顺者秋毫无犯、逆者屠城"的恐吓;等真到了,就是奸淫掳掠、几乎杀绝,百姓恨其诈又受其酷,心切同仇。第二条,进京后毫无大志,只会贴伪示、勾结官员的长班,抄没勋戚、拷打百官追银子,选官只看谁肥胖有钱。第三条,贼兵挨家抢掠,占住户家要人供养,路上行人有一件完整粗布短衣就被绑去夹打,全城百姓如坐汤火。第四条,贼将各争雄长、目无主子,私下抱怨"以响马拜响马,谁甘屈膝""天下是我们汗血打来的,不是他的本事",还在殿上戏谑笑闹、秽亵不堪。第五条,追赃所得层层克扣,将校互相抢夺,文官系统管选官、武官系统管拘人,上下争利、文武争权。第六条,贼兵人人腰缠几百上千两银子,只想发财做官,没有赴战的勇气,临敌必怯、平日必散。第七条,北京米麦本来有限,被糟蹋得指日可尽,东南漕运断、西北又大荒,破城不到二十天米价涨了三倍,半年内必然断粮。第八条,贼军路过西鲁(原文疑即"西虏",指清方)时抢人钱财,惹得对方勾连清兵和吴三桂入讨,一万贼兵一阵覆没只剩七人;四月十二日李自成亲自应敌,若四方义兵与清兵首尾夹击,必灭。 陈璧还从地理上补两刀:闯军占的北直、陕西、山西、河南,地广人稀、荒芜不治,财赋无从出——这是"穷于内";三面与清方相接,南下则被捣巢、守边则被击后、分兵则兵饷单薄——这是"穷于外"。 计六奇最后评:这番议论没有一句不准确,虽是纸上空言,却都是实情。一篇奏疏把"看上去很强、其实内外交困"的闯军画了个透——这正是南明君臣最该听、却最不愿听的话。 陈璧这八条,最见功力的是他从"敌人怎么花钱、怎么分赃"这类细节入手。追赃银子层层抽成、将校互相抢夺、士兵腰缠数百金却不想打仗——这些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他从北京一带亲眼所见。相比之下,南明朝堂上那些"闯军百万、势不可当"的传闻,才是真正的"望风讹传"。 有一处日期需要说明:陈璧说李自成"四月十二日亲统贼兵应敌",应指甲申年李自成出山海关迎击吴三桂与清军一战。但史载李自成四月十三日离京、二十二日败于一片石,本文作"四月十二日",与通行记载有出入,可能是所据材料不同或传抄致误,存疑。 还有一点要注意:陈璧所说的"西鲁""鲁",原文疑即"西虏""虏",指清兵。他一面说清兵勾连吴三桂入讨,一面又说"贼若南下,鲁必出大众以捣其巢"——在他眼里,清兵也是可以借用的力量。这种"联虏平寇"的思路,正是弘光朝的主流战略,后来证明无异于引狼入室。陈璧看透了李自成,却没有看透清兵。 【偽官】 这一篇标题叫"伪官",是弘光朝处置"从逆诸臣"(投降李自成、接受伪职的明朝官员)的长篇流水账,但读下来像一出荒诞剧:锄奸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最后却成了一场讨价还价。 开头倒是真有血性:甲申年五月十六日,丁启睿之弟丁启光会同归德知府桑开第等,一齐擒拿河南各县伪官,拿获归德府伪同知陈奇、商丘伪知县贾士俊父子、柘城伪知县郭经邦等,并缴获伪印;济宁都司李允和杀伪官九人,囚叛官王世英献俘;开封推官陈潜夫、寨勇刘洪起等也各杀伪官南下;四川巡按刘之渤在合江、仁怀擒杀贼将。这些是真正动手的人。 可朝廷的重心很快转到"清算"上。马士英上疏请申大逆之诛,火力集中在庶吉士周钟:劝进未已,还上书劝贼早定江南、寄信儿子称贼为新主;刘泽清念他的劝进表对联"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又说经过崇祯梓宫前扬扬得意竟不下马——马士英请按谋反律赤族,连坐其兄周铨、堂弟周镳。奏疏写得痛快,但明眼人看得出:马士英自己也从戍籍起用、与阮大铖瓜葛深厚,他拿"从逆"开刀,多少有点转移视线的味道。 接下来的几个月,处置变成了一笔糊涂账。通政使刘士桢请北方官员都回原籍静候处分;七月谕令从逆诸臣"六等定罪"。可到了实际操作中:刘孔昭举荐曾被吴三桂收用的钱位坤;高杰替"匍匐南归"之臣求末减;张缙彦自称在河北收义勇、诛伪官,王铎一保,竟以原官总督北直、山西、河南军务,还发给二百份空白札付;韩四维明明拿一万两银子买过贼的司业,只因"弃家南奔"就复了官;时敏受过伪命,刘泽清还荐他开屯大瞿山;连受伪命的李逢甲都被赠太仆少卿。胡时亨气得直问:武臣不效命就说文臣掣肘,如今不又成了武臣掣文臣的肘吗? 刑部尚书解学龙最后拟出六等罪:磔、斩、绞、戍、徒、杖,各有"拟赎"——花钱可以抵罪。保国公朱国弼等纠劾刑官六失,御史张孙振更一针见血:"北人诸人乃贼弃之而来,非弃贼而来!"意思是从北方逃回来的,是被李自成抛弃的,不是主动抛弃李自成的——他们根本没那么清白。解学龙因此被革职,换高倬接手。到乙酉年正月,韩四维还托言奉使岷府没沾贼尘,被皇上戳穿"姑著调用";工科钱某又奏科场公然贿赂,何瑞征、项煜买卖功名。 一篇流水账读下来,最刺眼的不是谁降了贼,而是降贼者如何靠时机、借口与人情,一个个重新混回朝班。计六奇不加评语,只把日期和名字摆在那里——这本身就是最狠的评语。 还要补一笔:六等定罪里"拟赎"二字最要命——磔、斩、绞、戍、徒、杖,几乎每一等都可以花钱赎罪。这就难怪解学龙被弹劾"卖法舞文":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给银子留了后门。北来诸臣带着从北京搜刮来的金银,正好用在这里。所以张孙振说他们"乃贼弃之而来,非弃贼而来"——这话既骂他们不忠,也点破他们有钱。弘光朝处置从逆,最后处置成了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这才是本篇流水账真正的故事。 【邊鎮諸將】 这一篇题为"边镇诸将",把弘光朝几个月的军务串在一起:谁升官、谁互斗、谁不听话、谁在空谈——读完只得到一个印象:这个朝廷已经指挥不动它的军队了。 开头还算有亮点:吴志葵以游击随巡抚郑瑄守京口,日夜不懈、江上安宁,因此升任总兵镇守吴淞——这是少数靠实干得到提拔的人。可紧接着,刘泽清就请诛吕大器,理由是起用王重掌铨选、袒护雷演祚(说他是吴甡走狗、杀周延儒以媚东林);同时举荐张捷、邹之麟、张孙振、刘光斗和逃跑的巡抚郭景昌、王永吉——武将公然干预人事,弹劾与荐举都由他说了算。更荒唐的是:塘报说陕西全陷,马士英却请赶紧褒奖赵光远、给一百份空白札付,而赵光远当时已经降贼了。 最精彩也最可怕的是镇江兵变:北方将于永绶率千名骑兵驻镇江,浙江都司贾之奎率步兵也驻于此,京口营兵和各路散卒分扎西门外、教场。各路人马杂处,买东西锱铢必较,积怨渐深。起因竟是骑兵压价抢小孩的瓜、打伤孩子额头,路人抱不平把兵捆起来扔进江里。骑兵要找带头者报仇,一问多是浙兵,就呼叫同党驰马来斗;路上遇浙营守备李大开,喝令下马不从,李大开抽箭射中数人,骑兵群起攻杀,李大开中箭毙命。骑兵又借机勒索、奸掠,焚东门外居民几十里,还公然说:"四镇靠杀人抢掠封了伯,我们怕什么!"几乎酿成大乱。巡抚祁彪佳披甲驰往弹压,史可法把骑兵调去仪真安置,才算了结。皇上要严办首衅者,史可法只处分了一两个兵丁——这就是弘光的军纪。 之后的记载更冷:七月初三令四镇由六合驰赴督辅调用,"皆不奉诏"——一句话,四个军阀谁也不听督师的。京营制度照搬北京,任命一堆总兵;牟文绶从凤阳带来的四千人要求并入京营;陈荩拿三万金去云南募兵;郑鸿逵要把黄斌卿的兵调走,钱粮怎么销算没人管。左良玉开藩武昌、王应熊开藩遵义、刘良玉(疑为刘良佐)移镇寿春——藩镇各自成形。刘泽清的"进取之计"更妙:要先募几十万兵、储几十万饷、整顿一两年才渡河,理由是"惟恐姜曰广、刘宗周不得党胜为怏怏"——他把北伐当成党争的筹码,还断言"寇不至江、清不至河不止"。 结尾封郑芝龙为南安伯,派陈谦带敕谕金帛去福建犒赏、调兵六千,与郑鸿逵合成一万。海上一支力量总算被纳入版图——可此时距弘光覆亡,只剩几个月了。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四镇"。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本是弘光帝赖以立国的武力基础,可他们拥兵自重、互相攻斗,朝廷反而要仰其鼻息。刘泽清一边请诛吕大器、一边荐自己的党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武将不仅要兵权,还要人事权。京营制度照搬北京却只剩空名(神机、巡逻二营"名虽一万六千,实不及一半"),真正的兵力全在军阀手里。所以七月初三那道"四镇各率兵由六合驰赴督辅调用"的命令,换来的只是"皆不奉诏"五个字——督师史可法调不动四镇,弘光朝廷的命运其实已经定了。 还有一个细节:于永绶等骑兵说"四镇以杀抢封伯,吾辈何惮不为"——上行下效,军队的纪律从上头就坏了。镇江一场因抢瓜而起的血案,看似小事,实是弘光军政的缩影。 ================== 卷六 ================== 【先帝謚號】 一个死人的谥号,如何变成活人的战场 短短两百字,藏着四重信息 这是全书中极短的一篇,正文不过两百来字,却是理解弘光朝政治生态的一把钥匙。它讲的是:崇祯帝死后,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庙号和谥号。 六月初六,朝廷先定"思宗烈皇帝"、"孝节皇后"。"大行皇帝"是古代对刚去世、尚未定谥的皇帝的称呼;"烈"是谥号,"思宗"是庙号。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里被供奉的名号,谥号则是盖棺定论的一生评语。这两个字,是活人对死人的最终裁判,可在弘光朝,连这裁判权都成了党争的战利品。 高弘图拟的"思宗",被一个文盲推翻 《大事纪》记载,六月二十三日皇上钦定"思宗"。此前阁臣高弘图奉旨拟就,已经圈定采用,并且考据典章、备极崇隆,认为不必再改,礼部也早已接办,只等颁诏。可用的另一侧记载《甲乙史》说,六月二十一日,忻诚伯赵之龙上奏抗辩:"先帝不当庙号曰思,思字非美。" 计六奇在这里忍不住插了一句极刻薄的话:"之龙实不识一丁"——赵之龙一个字也不认得。这个人后来在南京开门降清,是弘光朝出名的庸碌勋臣。他一个文盲,凭什么议论谥法?计六奇点破了:是李沾唆使他出头,用来排挤高弘图。高弘图是东林—清流一系的内阁大学士,李沾要借"思字非美"做文章,把高弘图拟定的东西推翻,顺便打击他。于是庙号从"思宗"改成了"毅宗"。 一个死皇帝的称号,就这样被活人的门户之争改写了。 左良玉把它算成马士英的第一罪 更耐人寻味的是左良玉的反应。他说:"思宗改谥,明示先帝不足思;为马士英第一罪。"意思是:把"思宗"改掉,等于公开宣称先帝配不上"思"这个字,这是马士英的第一条罪状。 左良玉为什么把一个谥号看得这么重?因为他是当时最强大的藩镇,驻守武昌,手握重兵,与马士英主持的南京朝廷互相猜忌。他正需要一件能号令四方的大义名分。"清君侧"需要罪名,而"侮辱先帝"是最好的罪名。后来左良玉果然以"清君侧、诛马士英"为名率兵东下,南京不得不把江防兵调去对付他,清军由此乘虚渡江——这条因果链的起点,就埋在这篇短文里。 三个政权,三个谥号 篇末一句并列了三个谥号:永历谥"威宗",大清谥"怀宗"。加上弘光先定"思宗"、后改"毅宗",同一个崇祯帝,前后有了四个庙号。 这不是简单的用词差异。每一个新政权的改名,都是在宣示"我才有资格评价前朝"。永历是南明桂王政权,要表明自己才是明朝正统;清朝入关后给崇祯帝上"怀宗"谥号,则是为了安抚汉族士人、证明自己不是蛮夷入侵,而是"为明报仇"的继承者。谥号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包装纸。 计六奇的写法 值得注意的是,计六奇把《大事纪》的六月二十三日、钦定思宗,和《甲乙史》的六月二十一日、赵之龙奏辩并列写出,日期明显冲突,他也不去调和,而是照录两说,再加一句"盖之龙实不识一丁,李沾嗾使排高宏图也"作为自己的判断。这种"存异闻、下断语"的笔法,正是《明季南略》作为私人史著的可贵处——他不替胜利者掩饰,也不替失败者讳言。 存疑处 "阁臣高宏图奉旨□拟"中的□为底本缺字,疑是"拟"或"撰"字;"思字非美"的具体谥法依据,原文未作解释,各书对"思""毅"的褒贬也多异说,本篇不作强解,仅按原文直译。 【太子一案(2)】 太子案:谁是太子?一场把南京推向深渊的审判 案子是怎么来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陷落,崇祯帝的太子朱慈烺下落不明。次年,南京来了一个年轻人,由高梦箕的仆人穆虎带着,自称就是太子。弘光朝廷认定他是骗子,叫王之明,是驸马王昺的侄孙。围绕这个年轻人的身份,南京朝堂吵了整整几个月。 这一篇是《太子一案》的下半部分。计六奇一开头就抛开叙事,直接发议论:"穆虎真义士,马、王辈不如仆隶远矣!"——一个仆人重义,反倒比马士英、王铎这些大臣强得多。这句话定了全篇的基调:在计六奇看来,这场审判不公,而且不公的根源在大臣。 会审:一个被夹棍逼供的年轻人 最让人难忘的是三月十五日那场会审。左都御史李沾事先让校尉私下"告诫"太子,要他直认自己是王之明;可一开审,李沾喊"王之明",太子不应,反问:"何不呼'明之王'!"——你为什么不叫我"明之王"?这是一句极机警的反唇相讥,把对方强加的名字拆开重组,维护了自己"朱明之王"的身份。李沾恼羞成怒,喝令上拶(夹手指的刑具),太子痛呼皇天上帝,声音传到内廷。马士英反而传话催着用刑,李沾才改好言相问。太子又说:"你让校尉嘱咐我,校尉自己能说;前些日子追捕我的人在哪里,追捕者自己知道,何必问我!" 旧东宫伴读邱致中当场捧持大哭,被皇帝下令抓进镇抚司严讯。皇城墙上有人题诗,把太子比作扶苏(秦始皇长子,被赵高矫诏赐死)和病已(汉宣帝刘询的旧名,曾系狱)——两个历史上被冤枉的皇室成员。诗里说"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明白把同情给了这个年轻人。计六奇插话:"李沾喝拶,与禽兽何异!" 谁在借案杀人 马士英为什么要置太子于死地?计六奇一句话点破:"士英意在姜〔曰〕广辈,故严旨究问。"——他的真正目标是姜曰广等政敌。太子案和同时的"童氏案"(一个女人冒认崇祯帝的结发妻子)被捆在一起审,目的就是把这批人统统打成"附逆"。 于是我们看到一组奇观:黄得功,一个粗人武将,却说出"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这样堂堂正正的话;何腾蛟连发数问——太子是谁奏报的?谁寻访的?马士英凭什么独知其伪?内官公侯多是北方人,为何无一人确认?何楷上疏为左良玉说话,皇帝竟下令把奏疏追毁,"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擒正法"。袁继咸、左良玉先后疏请保全东宫。最微妙的是史可法:他请求召见,当面陈述东宫处分,皇帝却回了一句"西警方急,卿专心料理,待奏凯后见"。计六奇在篇末冷冷写下一行:"不要史公回京,其事便有可疑。"——不让最德高望重的大臣回京,这本身就是心虚的证据。 一条通向亡国的因果链 这篇不能只当宫闱奇案读。左良玉在疏里说得明白:东宫来时"吴三桂实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接着痛斥满朝"但知逢君,不惜大体",最后落到"亲亲而仁民,愿皇上省之"。他真正要的是"保全东宫"这面旗帜。不久之后,左良玉就以"清君侧、诛马士英"为名举兵东下。南京被迫抽调江防兵力西上迎战,清军乘虚渡江,扬州、南京相继失守。 换句话说:马士英为了打击政敌而把太子案办成铁案,逼得左良玉有了起兵的口实;而左良玉的东下,又直接给清军让开了长江。一场关于"谁是太子"的争论,就这样把弘光政权送进了坟墓。计六奇写这些,是要后人看见——党争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存疑处 太子王之明的真实身份,明清之际众说纷纭,至今仍是史家争论的问题:有说是真太子朱慈烺,有说是王昺侄孙,也有说只是 无名少年。计六奇的倾向很鲜明——他相信其中有冤,但也没有拿出确凿证据。"高、戴齐声做作上去"中的"戴"究竟指谁,原文未明;"掩盗鼠狗之说"措辞古奥,我按文意译为遮掩盗贼、鼠窃狗偷般的说辞。这些地方都按原文直译,不作臆断。 【太后至自河南】 这一篇讲的是弘光朝一件"喜事":把流落河南的皇太后接回南京。读起来像宫廷喜剧,可处处透着亡国的荒唐。 事情起因在洛阳之变: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福王妃(弘光帝的生母或继母)逃到河南郭家寨避难。马士英上奏说,常守义知道确切下落,工部官员程注也提过,应赶紧迎养;但此事要机密,大张兵马去迎反而受阻。高杰推荐参将王之纲——他曾在河南招抚李际遇、深得其欢心;还有兵部王真卿奉命联络河南各山寨、颇有头绪。于是密令督师史可法派这两人带亲近宦官去李际遇处,让他备船黄河、拨兵护送,沿途东下,地方文武在徐州备仪仗迎接。七月初六寅时(凌晨),阁臣高弘图、姜曰广奉旨出城迎驾;八月十三日太后从仪凤门入城,弘光帝在午门迎接。这套安排本身还算周全。 可太后一到,画风突变。十四日,皇上命令户、兵、工三部:三日内搜刮一万两银子准备赏赐。十六日,御用监宦官诸进朝又请拨工科钱粮,置办龙凤床座、床顶架和宫殿陈设金玉,约数十万两。工部尚书何应瑞、侍郎高倬苦于"点金无术",恳请节俭;工科李清也上疏请省——全都不听。十七日高倬把账算给皇上听:光禄寺器皿一万五千七百余件要六千八百多两,厨役衣帽工料九百四十余两;寇势正张,赏赐却动辄千万,拿什么支撑?十九日又令工部急修西宫之园,限期完工给太后住。 一边是前线吃紧、军饷无着,一边是太后一句话就要搜刮万金、修园子几十万两;而迎驾功臣们一个个受赏:马士英、史可法加少傅、少保,邹存仪封大兴伯,刘孔昭等六人荫子锦衣千户,太后随从王镛、王无党授世袭指挥。计六奇不加一字评语,只把账单和封赏并列——南京小朝廷的轻重缓急,就这样赤裸裸地摆在那儿。几个月后清军渡江,这些龙凤床座和荫子锦衣,一样也带不走。 这里需要先说明一处存疑:这位"圣母皇太后"的身份,史书记载有分歧。弘光帝朱由崧是福王朱常洵之子,生母李氏、继母邹氏;弘光朝尊邹氏(一说李氏)为皇太后。计六奇只称"圣母"而未著姓氏,本篇也不作考订,存疑。 再看迎驾的路线:马士英的方案是"密谕",派王之纲、王真卿联络李际遇的山寨武装,让李际遇备船护送——等于承认河南半壁已经不在朝廷手里,只能靠招抚来的土匪武装办事。史可法作为督师,被派去执行这项任务;高弘图、姜曰广两位阁臣凌晨出城迎接,礼仪做足。可太后一到,要的就不是礼仪而是银子。 如果把这一篇和前面几篇连读,反差会格外刺眼:同一时期,史可法在扬州缺兵少饷、左良玉在武昌虎视眈眈、四镇不听调遣、从逆诸臣的案子拖了半年不决——朝廷却能在三天内"搜括万金",在几十万两的器用账面上毫不犹豫。高倬那句"赏赐银动以千万计,将何支",几乎是明末财政的墓志铭。 而封赏名单也耐人寻味:马士英、史可法加衔,刘孔昭荫子锦衣千户——就在本卷前面,刘孔昭还在金殿上拔刀追杀张慎言。迎太后之功,让这位狂悖勋臣又风光了一次。南明的是非颠倒,至此已无从收拾。 【太子一案(1)】 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城破,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他几个儿子从此下落不明——有的死于乱军,有的失踪,有的被人裹挟。第二年(乙酉,1645)三月,南京弘光政权忽然迎来一位「皇太子」:他自称从金华来,由东宫旧宦李继周持御札礼迎入城,暂住兴善寺。这一下,把弘光小朝廷推到了最难堪的境地:若太子是真,弘光帝朱由崧(崇祯堂兄福王之子)的皇位便坐不稳;若是假,又何以对天下臣民交代?本篇写的,就是这场「太子案」的第一幕。 计六奇把太子的来历写得一波三折。吴三桂当初拥着他离开永平,还发檄文说要奉他入京即位;可到了榆河又暗中把他放归民间,由人引入皇姑寺。太监高起潜带着他辗转天津、泛海南下,到淮上听说定王(崇祯另一子)被害,不敢久留,又到扬州。高起潜探知南京朝廷的旨意后想加害他,侄子鸿胪寺序班高梦箕(原文缺字据上下文补)讲义气,挟持他渡江,先躲苏州,再转杭州。太子受不了寄人篱下,元宵节观灯时长叹一声,被路人指指点点——这一「贵倨之色」和这一声长叹,后来都成了他是「真太子」的旁证,也成了杀身之祸的引子。 最富戏剧性的是认人那一幕。李继周跪称「奴婢叩小爷头」,太子说「我认得汝,但遗忘姓氏」;问迎他进京是否「让皇帝与我做」,李继周答「此事奴婢不知」——这几句对话,既有几分天真,又有几分拿捏。到南京后,北京来的张、王两名内宦一见太子就抱脚大哭,见他衣薄还各自解衣;弘光帝闻讯大怒:「真假未辨,何得便尔!太子即真,让位与否,尚须吾意。」两名内宦被拷打致死,李继周也被赐毒酒。这一怒,把「谁敢认太子」定成了禁区。 接着是卢九德。这位督营太监原本常见太子,正眼端详一时难辨;太子一呵「卢九德!汝何不叩首」,他竟不由自主叩下头去,还脱口说「小爷保重」。出来后他对众人说:我从未服侍过东宫,他怎么知道我这些细节?「看来有些相像,却认不真。」——这话最妙:既不敢认,又不敢不认,正是满朝文武心态的缩影。此后太子被移入大内,不许私谒,夜里又关进中城兵马司狱。 狱中一段写得极细:太子醉后坐大圈椅就睡,醒来看见副兵马,说「汝去,我睡未足」;问「此何地」,答「公所」;问「纷纷者何」,答「行路人」;见众人都穿得褴褛,他说「我知之矣」——那意思是我已经明白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兵马官放一串钱在桌上,他让人撩到墙缝里;随后叫四名校尉拿钱买香烛,朝南朝北各拜两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号泣几声。满狱为之凄然。这一段不写辩白,只写动作,却让一个少年的惊惧与尊严跃然纸上。 再往下是会审。刘正宗、李景濂是旧讲官,弘光帝先召入武英殿定调:「太子若真,将何容朕!」——先定了立场,再让人去「认」。太子东向踞坐,指承华宫说「此我所居」,指坤宁宫说「此我娘娘所居」;问讲所在何处,答文华殿;问仿何书,答诗句;问写几行,答十行;再问讲读先后,答「忘之矣」。刘正宗后来奏称「眉目全不相似,所言悉误」。可太子那句「汝以为伪,即伪可耳。我原不想与皇伯夺做皇帝」,又把政治真相轻轻点破:皇伯(弘光帝)怕的不是真假,是那把椅子。 篇末计六奇引《遗闻》另一说:太子当场跪请救命,供认自己是高阳人王之明,系驸马王昺侄孙,由高梦箕家人穆虎教以诈冒。他随即质疑:既自供明白,就当如大悲案弃市,何必屡次再审、久拖不决?「此非信史可知。」——作者不轻信任何一种说法,明说存疑,这正是本篇最可贵的态度。 【太子一案(2)】 上一篇写太子如何入京、受审,这一篇写四面八方的臣子如何替他说话,而朝廷如何一句话把这案子钉死。 计六奇一开篇就骂人:「穆虎真义士,马、王辈不如仆隶远矣!」穆虎是高梦箕家的仆人,他挟太子渡江时说的理由很简单——主人是忠臣,据实奏闻,一字不谬,我们怎能怕死背义?刑部用尽五毒,他誓死不认「假冒」二字,连法司官都被他气短。在作者眼里,这个仆人的骨气,比马士英、王铎这些执政大臣高得多。王铎在午门会审时上前一句「千假万假,总是一假,是我一人承任,不必再审」,等于把审理变成政治表态;作者直斥其「真鄙夫、妄人也哉」。 黄得功的上言最见武人本色。他说东宫未必假冒,诸官不过逢迎;「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没有不明不白就付之刑狱的道理;满朝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他还点破症结:在廷诸臣谄附者多、抗颜者少,即便心里明白,谁敢出头取祸?这道疏把「沉默的真相」说透了——不是没人知道,是没人敢说。弘光帝的批复却是「王之明假冒系亲口供吐,有何逢迎?不必悬揣过虑」,一句话堵回去。 十五日的会审更像一场表演。左都御史李沾事先让校尉私下戒太子「必须直言某」,审时喊「王之明」,太子不应,反问「何不呼明之王」(把三字倒过来讥讽审者,文义待考)。李沾喝令上拶(夹指酷刑),太子号呼皇天上帝,声彻宫中;马士英反而传话催着松刑。太子那句「汝令校尉嘱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日追者何处,追者自知」,把审讯的虚伪揭得干净。旧东宫伴读邱致中出朝时捧着太子大哭,立即被拿下送镇抚司严讯——哭一声也是罪。有人题诗皇城,把太子比作「海上扶苏」(秦始皇长子被矫诏赐死)、「狱中病已」(汉宣帝刘询原名,曾系狱),说「前星闭后开」「安危定自关宗社」,末句「普天空向棘圜哀」,直指舆论不在朝廷这边。 地方大员也纷纷上疏。湖广巡抚何腾蛟连发数问:太子到南是谁奏闻、谁物色?既召至京,马士英何以独知其伪?内官公侯多是北方来的人,为何无一人确认,只泛泛说「自供」?高梦箕前后两疏为何不发抄传?「明旨愈宣,则臣下愈惑。」九江总督袁继咸说得更透:太子「居移气养」,绝非民间儿童能假冒;王昺是富族,高阳未闻屠害,难道没有父兄群从,何须只身流落到南方?既然跑到绍兴,与朝廷何干,还派人踪迹召来?「诈冒从何而起?」——这些诘问逻辑严密,却都换来「不必滋扰」「不得过听讹言」的申斥。宁南侯左良玉甚至以保全东宫为名,准备举兵东下,檄文中说吴三桂实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不敢言,把「太子案」直接变成了内战的导火索。 最后史可法请求召见、当面言东宫处分以息群议,得到的批复是「西警方急,卿专心料理;待奏凯后见」。他叹道:「奏凯二字,谈何容易!面君不知何日矣。」作者补一句冷评:「不要史公回京,其事便有可疑。」——不让最该说话的人进京,这本身就是答案。 这一篇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全是一道道奏疏与一句句批复的往来。可正是这种往来,把弘光政权「宁可错杀、不可认亲」的政治逻辑写得入木三分:他们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皇位的安稳。 ================== 卷七 ================== 【李向中陳楚省安危】 三封奏疏,三种救国方案,全部落空 篇名的由来 这一篇收了三件独立的奏疏,时间都在弘光朝的中后期。标题取自第一件的作者李向中——他是湖广人,上疏陈说本省安危。但三封奏疏摆在一起,形成一个极有意味的整体:每一封都在认真回答"怎么救这个国家",而朝廷的回答统一是"知道了",然后没有下文。 李向中:保卫江南,先保荆襄 李向中的论点是典型的地缘战略:江南的门户不在江边,而在上游。他指出,湖广穷民散乱、军旅空虚,李自成一旦争夺武昌,顺流而下,江南就无法安枕。所以要在荆(州)、襄(阳)设重镇,募大兵扼住上游,与淮、凤互为犄角,使贼骑不能驰骋于汉阳、黄州之间。他还提到一个情感理由:襄阳到汉黄之间是承天皇陵所在,按宗庙昭穆不过四世,不忍让祖宗的祭祀之地沦为贼寇出没之区。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两个人的判断。一是左良玉——"驻札武昌,自隐有虎据在上之势",他已看出这只猛虎的威胁。二是何腾蛟——"小民依之若婴儿之求慈母,将士信之若手足之应腹心",并听说朝廷有可能把他调离湖广。李向中坚决反对:安定湖广,拒贼还在其次,驭兵为先;而能驭兵的只有何腾蛟,所以巡抚不可更换。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两个判断都对:左良玉确实举兵东下,何腾蛟确实成了南明最坚硬的盾牌(后在桂林、长沙抗清死节)。可这些话在当时的南京,不过是一纸空文。 王应熊:要四省的权,却只有一省的兵 第二件是四川督辅王应熊请求节制楚、郧、贵、广四省。他的形势判断很清醒:四川西北接郧阳,东抵夷陵,西南通云南,东南通贵州;李自成在陕西,张献忠已入蜀,李自成七月入蜀时虚声恫吓保宁、顺庆吏民,一旦被张献忠驱赶,张献忠便再无顾忌——两股贼寇互相挤压,四川将最先崩坏。他要求川陕总督提兵收复保宁,牵制贼寇北顾,自己则合滇、黔之力捣其空虚。 但这个方案有个要命的漏洞,他自己也点破了:"臣名总督四省,而兵止于黔、饷止于滇。"名义上管四省,实际只有贵州的兵、云南的饷。朝廷倒是痛快,下旨"楚、郧、贵、广悉听督辅节制"——给了名分,没给实力。这种"空心授权",正是弘光朝对待封疆大臣的典型方式。 黄耳鼎:迟来的弹劾 第三件是御史黄耳鼎弹劾解学龙、张缙彦。解学龙的问题,是给从逆诸臣议缓、议赎,比古人"三宥八议"还宽;张缙彦的问题,是身受节钺却优游数月不恢复寸土,高杰之变时单骑逃跑。这两人都是前面几篇反复出现的名字:张缙彦降贼后靠王铎保举复位,解学龙的六等定罪被勋臣攻击为"卖法舞文"并被革职。黄耳鼎的弹劾,等于是把旧账再翻一遍。 朝廷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勿问。"——不予追究。 三封奏疏的共同命运 把这三件连起来看,弘光朝的病灶一目了然:有识见的人提出有识见的方案,但当权者既不愿意为真话付出代价,也不愿意为救国让渡权力。李向中要保何腾蛟、王应熊要四省实权、黄耳鼎要惩办失职大臣——三项要求,分别涉及人事、军权、法纪,全被轻轻推开。一年之后,清军渡江,这些奏疏里的预警一一应验。 存疑处 黄耳鼎疏中提到"高杰之变",高杰被许定国杀害是在乙酉年(1645年)正月,而本篇所记似在甲申年(1644年)秋冬,时间上略有龃龉;或是史臣追叙,或是底本编次不严。李向中疏中"承天陵寝……仅四世",指朱元璋以上四代祖陵(祖陵、皇陵等)的世次,具体所指注家不一。这些地方均按原文直译,不强为考定。 【許定國殺高傑】 许定国杀高杰:一场家宴,毁掉了南明最能打的一支军队 血仇的源头 许定国是河南睢州人,膂力千斤。他和高杰有杀家之仇——高杰当年做李自成部将时,劫掠睢州村庄,把许家老小杀光,只有许定国一人逃出。如今两人同是弘光朝的镇将,许定国把仇恨埋在心里,"阳与杰好",表面上亲热得很。 高杰却是毫无戒心。他是四镇中最勇也最难节制的一员,冒雪防河,还上疏请求重兵驻归德,打算联络许定国共奠中原。许定国回信说睢州城坚器利、愿让公驻兵,高杰信了;十二月二十七日又赠千金、百匹丝帛。正月初十,他带着张缙彦、监军李昇和八名部将、几十名亲兵,坦然赴宴。 那场致命的宴席 正月十二日的宴席,计六奇写得像一出戏剧:许定国在内室设专席款待高杰,在外厅列席招待众将,酒醪极盛,酣饮终日,点起蜡烛接着喝。高杰醉倒后,许定国先派人偷走他的铠甲兵器,再以美妓侍寝;夜半伏兵四起,齐声高喊"高杰"。高杰梦中惊起,喝问"谁敢呼我名",找枪甲已找不到。许定国持枪直入行刺,高杰虽身材矮小却勇悍异常,连折两杆枪,最后被短刀杀死,剖腹祭了许家先灵。 外面饮酒的八将闻变,推倒筵案翻墙逃走,亲兵被杀三十余人。许定国提着高杰首级招抚士卒,可高杰的士兵失去主将后,见河南人就杀,城中大乱,一夜走空。许定国随即渡河降清,被封平南侯,还引清兵打进仪封。 计六奇补了一句极冷的话:"闻定国杀高杰有授旨者。"——听说背后有人授意。是谁?他没有说。这是全篇最大的疑团。 高杰死后,群狼争食 高杰一死,最紧张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史可法想让高杰部将李本深接统其众,朝廷先坚持由高杰之子高元爵承袭、其妻邢氏统辖,后来又加李本深太子太保、左都督。但刘良佐上疏反对,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更联名奏称高杰"从无寸功,骄横淫杀,上天默除大恶",并抛出那句威胁:"臣等实不能相安矣!" 计六奇在篇末点破:"阅'不能相安'一语,刘、黄辈挟制朝廷,目中无上久矣。"——四个字"不能相安",等于公开告诉皇帝:你若不听我的,我们就闹。这不是讨论,是最后通牒。与此同时,黄得功还想借高杰之死向扬州泄旧愤,史可法不得不驰归弹压;弘光帝只能和稀泥:"大臣当先国事而后私憾。" 只有左良玉和袁继咸说了公道话:左良玉疏称"忠胤将同压卵"(忠臣的后代将要被压碎),袁继咸说"兴平有可念之劳"。朝廷最终赠高杰太子太保,许子袭爵。 这一死改变了什么 高杰是四镇中军事能力最强的一人,也是防河主力。他的骤死,使扬州失去最有经验的守将,也使高营兵群龙无首、相互仇杀。几个月后清军南下,扬州的防务已经残缺不全。内部互斗毁掉自己最好的部队——这就是弘光灭亡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存疑处 "闻定国杀高杰有授旨者"仅称"闻",未指何人,马士英等人是否幕后授意,史料无定论;计六奇只存疑辞,不作实指。文中"二月初五"请恤之后又出现"十二月",时间次序明显错乱,或为底本编次之误。兴平伯是高杰的封爵(兴平伯,后赠太子太保),"忠胤"指其遗孤。这些地方均按原文直译。 【李向中陳楚省安危】 这一篇由三封奏疏组成,看似各说各事,合起来却是一幅南明弘光政权「内忧外患、拆东补西」的全景图。 第一封是兵部员外郎李向中论湖广安危。他是湖广人,开口就是家乡的惨状:「穷民散乱、军旅空虚」。他担心的不是别处,正是上游——万一逆贼(李自成部)争武昌,江南岂能安堵?他的方略是:荆(荆州)、襄(襄阳)速设重镇,募大兵据上游,与淮(淮安)、凤(凤阳)成犄角,使贼骑不能驰骋于汉阳、黄州。他还搬出一条不能退让的理由:襄阳而下、汉黄而上,是承天陵寝重地——承天(今湖北钟祥)是明世宗嘉靖帝的出生地,其父兴献王的显陵所在;按昭穆(宗庙辈分排列)算至今不过四代,「当不忍使祖宗血食为贼出没之区」。祭祖的孝道,被他拿来当军事动员令。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人物的评价:左良玉驻武昌,「隐有虎据在上之势」,这是明说军阀坐大;而巡抚何腾蛟「一腔忠义,千里干城」,百姓依之如婴儿求慈母,将士信之如手足应腹心,「上下相安而军民各得」。当时传闻何腾蛟要调任别省,李向中急了:保江南不在把兵逼到江边,而在扼其要领——荆、襄才是急务;安湖广不在拒贼,而在驭兵——所以巡抚不能换。他实际是在说:真正能稳住上游的,是何腾蛟这样的人,别自毁长城。这篇出自《大事记》。 第二封是四川督辅王应熊请求节制楚、郧、贵、广(标题作「郢」,疑为「郧」之讹,待考)。他描述四川几乎「无孑遗」:寇踞成都,西北接郧阳、东抵夷陵、西南经建昌通云南、东南经遵义通贵州。时人以为李自成在陕西,张献忠必不北向;王应熊反驳:李自成七月入蜀,虚声恫吓保宁、顺庆的吏民而控制之,一旦被张献忠驱赶,可见献忠已无所顾忌。他建议川陕总督提兵复保宁(今四川阆中),牵制贼寇北顾,自己则合滇、黔之力捣其空虚;贼若不南不北,仍可能东窜,未可预料。他的委屈也很实在:「臣名总督四省,而兵止于黔、饷止于滇,不几轻视巨寇乎?」——名义上管四省,实际只有贵州的兵、云南的饷。朝廷最后准了:楚、郧、贵、广悉听督辅节制。可这纸命令能不能变成实力,篇中没有说。 第三封很短,是御史黄耳鼎弹劾解学龙、张缙彦。解学龙是执法大臣,却受贿党逆,替光时亨、周钟、方允昌、项煜、陈名夏这些降附李自成的官员议缓、议赎——黄耳鼎讥讽说,古人「三宥八议」(三种宽宥、八种议减的法制)的宽纵也没有超过这个的。张缙彦本是崇祯朝兵部尚书,降贼后苟延偷生,皇上把节钺(军权象征)郑重交给他,他优游数月不恢复寸土,高杰之变时还单骑逃跑。黄耳鼎请付法司治以误国之罪。结果呢?「诏勿问」——皇上下令不予追究。 三封奏疏,三副心事:李向中要守上游、保陵寝、留贤抚;王应中要兵权粮饷、要名实相符;黄耳鼎要惩治降臣、整肃法纪。可朝廷给出的回应,一纸准令、一句「勿问」。计六奇把它们并排抄在这里,不作评论,而读者自能读出:这个朝廷不是不知道问题在哪,而是已经没有力气去解决。 【左兵東下】 上一篇里,左良玉已经以「保全东宫」为名举起旗帜;这一篇写他真的顺流东下,也写南京朝廷怎样在惊慌中犯下致命错误。 四月初五,左军入九江、安庆,直到建德,初七入东流。左良玉沿途遍张告示,口号十分响亮:「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师赴救。」——注意,他打的仍是太子牌。上一篇中袁继咸请赦太子以遏止左军,弘光帝切责;这一篇里同样的请求换来同样的拒绝。朝廷错过了最后一次用太子平息内战的机会。 马士英等人大惧,京师戒严,他本人「专理部事,不入直」——不再进宫值班。他调黄得功、刘良佐离开原来的防地,又约集刘孔昭、阮大铖、方国安、朱大典御左军,并提升朱大典为兵部尚书、给方国安挂镇南将军印。这道调令的要害,不在「防左」,而在「撤离江北」:黄得功、刘良佐本是扼守长江、防备清军的重兵,一调去打左良玉,北边门户就空了。下面几篇写清军渡淮、扬州陷落,根子就埋在这里。 接下来的记载,越来越像一场滑稽剧。十四日黄得功兵到江上,被命令在荻港、三山暂驻;十五日马士英说水陆诸军必须直抵湖口,与九江、安庆「呼吸相通」,得知上游消息就催阮大铖、朱大典督军前进,「不得稽延」。十七日,马士英忽然上奏「大捷」,一口气赏了刘孔昭、朱大典、黄得功、阮大铖、黄斌卿、黄蜚、郑彩、方国安、赵民怀、郑鸿逵、卜从善、杜宏域、张鹏翼、杨振宗等十四人银币。五月初一,张捷率百官进贺捷表。可同一篇里接着写:「时维扬信绝,左兵停留不下;阮大铖、刘孔昭虚报捷音,以愚都人耳目。」——扬州方向音讯断绝,左军根本没退,所谓大捷是假的,贺表是演的。朝廷用虚报的捷音蒙蔽都城人,却蒙蔽不了即将到来的清军。 五月初五,黄得功与左军屡战,身中两箭;捷报传来,诏封靖国公,派太监王肇基慰劳,并进阮大铖、朱大典为太子太保,总兵张杰、马得功、郑彩、黄蜚加三级,副将以下各进一级,还给予锦衣卫世袭。赏格越来越厚,局面越来越坏。计六奇引《遗闻》补了一句结局:左良玉起兵没几天就病死了;儿子左梦庚继续东下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采石矶),被黄得功、方国安打败;不久听说大清兵紧急,便引兵退回。内战的最大借口——左良玉本人——消失了,可江北的防线也已经撤空了。 读这一篇最让人扼腕的,是它和下一篇《议御北兵》的因果链:左军东下→马士英尽撤江北精锐→清军渡淮如入无人之境→扬州殉节。弘光帝君臣把「宁可死在清军手里、也不死在左良玉手里」的私怨,凌驾于国家存亡之上;一篇短短五百余字的记事,把「内战引来外患」的亡国逻辑写尽了。 【許定國殺高傑】 这是南明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刺杀:不是战场上的刀兵相见,而是一桌酒席、几句软语背后的血案。 主角许定国,河南归德府睢州(今河南睢县)人,膂力千斤。他和高杰有血海深仇:高杰当年做李自成部将时,曾劫掠他的村子,杀光全家老小,只有他一人逃出。如今两人同为大明将领,高杰还是江北四镇之一、封兴平伯,许定国把仇恨埋在心里,「秘而不言,阳与杰好」——表面交好,暗下杀心。 高杰的轻敌,是这场悲剧的引子。他冒着雪防河,上疏请求重兵驻归德、东西兼顾,还联络河南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许定国在睢州听说他要来,送信说「睢州城池完固、器械精良,愿让公驻兵」——主动让城,何等殷勤!高杰信而不疑。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归德送给许定国千金、绢帛百匹;正月初九,许定国约他会于睢州;初十高杰到,两人互相拜访,各叙思慕;十二日,许定国设宴。 计六奇写这顿宴席,笔笔是杀机:里面设专席宴高杰,外面列席宴众将,酒醪极盛,酣饮竟日,继之以烛。高杰醉了,许定国在里面伏下兵,还「饰美妓荐寝」——用美色把他稳住;事先偷偷拿走他的铠甲兵器。夜半,帐外伏兵四起,连声大呼「高杰」。高杰梦中惊起:「谁敢呼我名!」找枪甲已经找不到。许定国持枪直入行刺,高杰虽矮小却勇悍绝人,连折两支枪,最后被许定国用短刀杀死,还剖腹祭了先灵——这是报仇,也是泄愤,更是向清廷递交的投名状。随行的张缙彦、李昇逃走;外面饮酒的八将闻变掀翻筵席、翻墙狂奔;亲兵被杀三十余人。许定国提着高杰首级招抚士卒,士卒因失主将,见中州(河南)人就杀,城中如沸,一夜走空。随后他渡河降清,封平南侯,还引清兵进入仪封。计六奇添了一句极冷的话:「闻定国杀高杰有授旨者」——听说背后有人授意。这桩血案,恐怕不只是私仇。 后半篇写善后,更耐人寻味。高杰死后,妻子邢氏带儿子高元爵请恤,史可法建议让高杰部将李本深做提督统领其众。圣旨却说:「兴平有子,朕岂以兵马信地遽授他人!」——高杰有儿子,怎能把兵马防区交给别人?于是加监军卫胤文为兵部侍郎总督杰军,部众仍听邢氏统辖。这看起来是照顾遗孤,实际是朝廷怕高杰旧部散掉。可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立刻联名上奏,说高杰「从无寸功,骄横淫杀,上天默除大恶」,史可法想让他儿子承袭、让李本深做提督,「是何肺肠」——若恩赏太重,「臣等实不能相安」。黄得功甚至想趁机向扬州泄旧日争斗之愤,史可法不得不驰归镇抚;弘光帝下谕:「大臣当先国事而后私憾」,何必与孤儿寡妇争构。 作者末了冷冷一句:「阅『不能相安』一语,刘、黄辈挟制朝廷,目中无上久矣。」高杰死了,仇家降了清,而活着的军阀还在为分赃争吵。高杰的勇悍、许定国的隐忍、朝廷的无奈、军阀的跋扈,都在这桌酒席的余温里照得雪亮。 ================== 卷八 ================== 【北事(2)】 北事:真正的警报,来自一个被羞辱的使臣 清军真的要来了 这一篇的开头,已经很清楚:刘泽清报告清将夏成祖已从济宁出发,杨方兴在宿迁召集铁匠打铁条、准备扎筏——这是要渡河了。田仰接着报:清将已驻沂州、莒州,哨马到了沭阳、赣榆。十二月初一,清军万骑南下河南。的战争,终于从塘报变成了现实。 刘泽清也提出了防河方案:分汛防守,三里一保、百步一圈,空处筑墙、挑濠灌水,责令有司兴工;王燮、田仰、王永吉负责安东到徐州,萧县、砀山属史可法,开封、归德属越其杰。这套办法不能说不细,但它是被动的——朝廷已经在准备挡河,而不是反攻。 陈洪範的出使:一场屈辱的实录 本篇最精彩的部分,是陈洪範南归后的长篇报告。弘光朝原以为"大清破贼,必三桂为政"——因为陈洪範与吴三桂同乡亲戚,礼部才推荐他。结果全错:真正做主的是摄政王(多尔衮)和内院。 屈辱是一步步升级的。刚到德州,清方出示摄政王令:"来使不必敬护,止许百人赴京朝见。"——"朝见"二字,等于不承认你是天使。到北京后,被安置在鸿胪寺,"关防甚严,水火不通,饥寒殊苦"。内院刚林戎服佩刀,直登堂上坐下,指着地上的毡让明使坐,然后大声质问:"江南不应更立天子!"又说:"毋多言,我将不日下江南。"银子照收——十万两交讫,蟒缎还在后面;明使请求祭告诸陵、改葬帝后,一概不许,清方反而朗诵檄文。离开时防守更严,连缎绢都押走;到沧州,左懋第被追回北京,连话都不让说。 这是一份高质量的敌情报告:清朝的政治意图(不承认弘光)、军事意图(不日下江南)、对待明使的态度,全说清楚了。陈洪範回来见面,直说"大清兵万分紧急,旦夕必下江南"。 马士英的回答 马士英听了"恶之",回了一句:"有四镇在,何虑焉!"——有四镇在,怕什么!这是弘光朝最著名的一句自我安慰。四镇在哪里?高杰正在北上送死,刘泽清按兵不动,黄得功、刘良佐互相提防。陈洪範请给使北诸臣加恩,兵科戴英反而弹劾他"出使无功,正使身陷异域,下役群聚晋爵"——说错的、说实话的人要罚,而带回来真情报的人连赏都不给。 马士英自己上疏,还引"赤壁三万、淝水八千"自比,说"痛饮黄龙",豪情万丈。可现实是:清兵已到夏镇,由济宁南渡,攻海州、围邳州;史可法、高杰、刘泽清三处告急,朝廷"不应"。一边是豪言,一边是沉默,这就是南京最后几个月的写照。 结尾的伏笔 二十九日,朝廷加高杰太子少傅、史可法太傅,算是慰劳。可就在前文的另一位当事人高杰,已经死在许定国的刀下(见前篇)。官爵越加越高,局面越来越坏,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讽刺。 存疑处 原文"(原文此下有'。,到徐州,渡河'数字,显系讹误)"处的标点混乱,应是底本漫漶或传抄讹误,我保留并有括注;"沭、榆"当作沭阳、赣榆;"司务赞画"为明代使团随行职衔。刚林、冯铨、谢升均为清初内院(内阁)官员,其中冯、谢本是明臣降清——此点原文未明言,注出以便理解"词色甚薄"的语境。 【議御北兵】 "宁可死于大清":一句话断送了弘光 四月,最后的日子 乙酉年(1645年)四月,清军已经攻破徐州、砀山,又破亳州、泗州。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报告紧急。弘光帝的回答,听起来像一句聪明的战略:"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赴北兵,自是长策。"——哪边急就救哪边,这是长远之计。 史可法立刻顶回去:"上游(左良玉)不过想除君侧之奸,原本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则宗社可忧!"这句话把轻重缓急说得明明白白:左良玉是内部矛盾,清军是亡国之祸。他写信给马士英,恳请选将添兵,"大声疾呼"——四个字,写出了一个督师的绝望。马士英只担心左兵,不理。 召对:决定命运的一刻 四月十九日的召对,是弘光朝最著名、也最致命的一幕。大理寺卿姚思孝、李之椿等合词请求防备淮扬,工科吴希哲等也说淮扬最急。弘光帝其实明白道理,对马士英说:"左良玉虽不应兴兵逼南京,但看他的本意,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 这句话对极了。可是马士英"厉声指诸臣",破口大骂:"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臣已调得功、良佐渡江矣。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说罢"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 弘光帝沉默了,诸臣吓得咋舌。于是江防兵被抽调去打左良玉,江北防线愈发空虚。十天之后,扬州陷落;一个月后,南京开门降清。马士英那句"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成了弘光政权最短的墓志铭:他宁可把国家送给关外的敌人,也不愿向政敌低头。 那些小插曲,也是证据 同一场召对里还有几笔闲话,看似无关,实则都是注脚。钱谦益说陈洪範还该收用,弘光帝答:"国家何尝不收人,只是收来不得其用耳!"——用了陈洪範的真话吗?没有。吴希哲退下后低声说:"贾似道弃淮、扬矣!"——把马士英比作南宋弃淮扬误国的贾似道。这是当时士林对他的公论。 篇末,计六奇引父亲转述舅父的话,保存了两句现场原话:马士英当面顶撞皇帝"宁可失国于大清";朱大典含怒入朝堂,说"少不得大家要做一个大散场了"。一句是当权者的破罐破摔,一句是同僚的绝望预言。作者借家人之口记下这些,正是要让后人听见末日的声音。 因果链 把这几篇连起来:马士英借太子案打击政敌(《太子一案》),逼反左良玉;左良玉东下,马士英调江防兵迎战,置清军于不顾;史可法三次告急、召对力争,全被驳回;扬州失守,南京陷落。弘光朝不是被外敌一拳打倒的,是自己先从内部裂开,才让敌人轻轻一推就垮了。 存疑处 本篇干支与日期多不相符:四月初八标"庚申"、初九标"辛丑"、初十标"壬戌",按历法排比难以密合,疑为底本讹误,我一律保留原文干支并加括注公元年份(据月份推算,仍可能有误)。"宏光"即弘光帝朱由崧,"先君子""舅氏"为作者对亡父、舅父的称呼。"忠胤将同压卵"等语见前篇注。 【使臣左懋第殉節】 这一篇写的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使者。左懋第不是战将,却比许多战将更像一个脊梁。 左懋第字仲及,号萝石,山东登州莱阳人,崇祯四年(辛未,1631)进士,出陈文庄之门。他做韩城令三年,流寇三次兵临城下、两次进入县境,都被他设计击退——这是个能办事的人。弘光政权建立后,他陈中兴大计,升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等处;因母亲死在天津而请求守制。恰在此时,朝廷要派大臣北使通好、营建先帝山陵并议割地岁币。这是一个凶多吉少的差事,左懋第「自请北行」——顺势还能葬母。他被升为兵部侍郎,携国书金币北上,副使是陈洪范、马绍愉,随行有陈用极等。 使团的屈辱从路上就开始了。八月到沧州,陈洪范先送礼给吴三桂,吴三桂不启封,原封呈给摄政王多尔衮——这是告诉南京:我不认你。到北京后,清方要把他们安置在四夷馆(接待外国使臣的馆舍),行属国进见礼;陈洪范沉默,参谋陈用极说「此事所系甚大」,左懋第力争,才改住鸿胪寺。清方内院大臣刚林来责以朝见,左懋第答:「敕命先谒陵、后通好;今未拜先帝梓宫,不敢见。」——他始终把「先拜谒崇祯帝灵柩」当作不可退让的底线。刚林理屈而去,第二天又来,他依然声色俱厉地一一抗拒。谒陵请求不准,他便在寺厅陈列太牢(牛羊猪三牲),率将士哭拜三日。这三个昼夜的哭声,是整个使团最悲壮的一幕。 九月到十一月,使团被反复折腾:忽而遣出永定门,停在沧州;忽而追回,独放陈洪范南下,把左懋第、马绍愉押回北京拘于太医院,不通出入。他上启摄政王不报,清方还时时派人劝降。这里有一段极见风骨的对话:洪承畴来见,左懋第说「鬼也?承畴松、杏败死,先帝赐祭、加九坛、锡荫久矣;今日安得更生」——你洪承畴早在松山、杏山战死,先帝都赐祭加九坛、恩荫子孙了,今天怎么能活着站在这里!李建泰来,他骂道:受先帝宠饯,不为国殉难却先降贼、再降清,「何面目见我耶」?凡汉臣来投谒的都挨骂,他们也怕见他。一个被囚禁的使臣,反倒成了审判者。 乙酉(1645)正月,旧部和曹逊、金镳翻墙进来探视,他写成奏疏让他们赴金陵上奏;等到了南京,金陵已经失守。曹逊问「如何」,他只答「复何言」,七日不食,恸哭誓死。闰六月,清廷再下薙发令,副将艾大选首先剃发,左懋第杖责他,艾大选自缢;有人怕了,造流言上报,他被捕下刑部。他说:「我自行我法、杀我人,与若何与?可速杀我!」清兵以武力胁迫剃发,他大呼「不可」;参谋陈用极(字明仲,昆山人)与游击王一斌、王廷佐、张良佐、守备刘统也同声大呼「不可」。六人一同下狱。 二十日摄政王召见,他身戴铁锁,穿麻衣、戴孝巾,只长揖不拜,面南坐于庭下。摄政王数落他五大罪——伪立福王、勾引土贼、不投国书、擅杀总兵、当庭抗礼——他侃侃辩对,只求一死;命剃发,坚不肯。陈名夏(曾中会元的明朝翰林,已降清)说「为福王来,不可饶」,他反唇相讥:「若中先朝会元,今日何面目在此!」金之俊(原文作金俊)劝他「何不知兴废」,他答:「汝何不知羞耻?我今日祗有一死,又何多言!」摄政王挥出斩首。他到宣武门外,神气自若,南向四拜,端坐受刑;刽子手杨某流泪叩头才下手。佥都赵开心想替他求情,被同坐者拉住衣襟;等他进言,左公已死。绝命诗说:「寸丹冷魄消将尽,荡作寒烟总不磨。」——一片丹心纵化寒烟,也磨灭不掉。 结尾的异象与评议更动人心魄:六人同日就义时,忽然狂风卷沙,把街市席棚卷上云际,屋瓦乱飞,全城罢市。陈用极门人咸默记其事;作者引东村老人(自号)评语:「萝石之死,比文信公(文天祥)尤烈。有一人而可洗中朝三百年之气,可见读圣贤之书者原有人实践。」——在无数「卖降恐后」的盗名之辈中,左懋第用一死证明了读书人的骨头。 【議御北兵】 这一篇的核心,是一句被南明史反复引用的话——「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说这话的人是马士英,场合是弘光帝的召对。 背景是四月初,清军已攻破徐州、砀山,又破亳州、泗州。史可法一连三次上报紧急军情,弘光帝却说了一句看似公道的话:「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赴北兵,自是长策。」——上游的左良玉和北边的清军,谁急就救谁。史可法急了:「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左良玉打的旗号是清除君侧奸臣(马士英等),本质上还是内部矛盾;清军一来,却是亡国之祸。这两者哪能同等对待?他写信给马士英,「大声疾呼」请求选将添兵,马士英只惦记左兵,不理。 初九以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清兵至颍州,南方将领投降的、逃跑的各占一半;徐州、邳州告急;刘洪起奏清兵「如同破竹,无人敢遏」;王永吉请求史可法、卫胤文共保徐州;史可法自己奏称镇将「平日拥兵糜饷,有警一无足恃」,又报李成栋弃地南奔。每一封奏疏都在喊救命,马士英「亦不应」。 十九日的召对,把矛盾推到顶点。大理寺卿姚思孝、李之椿等合词请备淮、扬;工科吴希哲等也说淮扬最急。弘光帝这回算是明白了,亲口对马士英说:「左良玉虽不应兴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连皇帝都看出左良玉「原不曾反叛」,主张保留江防。马士英却厉声指着众臣骂:「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臣已调得功、良佐渡江矣。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接着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弘光帝默然,诸臣吓得咋舌。于是「北守愈疏」——北边防线彻底空虚。 把这句话拆开看,荒谬得惊人:马士英宁可把国家送给关外的清军,也不愿输给内部的政敌左良玉。对他个人而言,清军来了或许还能议和、还能保命,左良玉来了却一定要杀他这个「君侧之奸」。于是国事让位于私仇,江防兵被撤去打内战。吴希哲退下后愤然道:「贾似道弃淮、扬矣!」——把马士英比作南宋弃淮扬而误国的奸臣贾似道。礼部尚书钱谦益说起陈洪范还该收留,弘光帝答:「国家何尝不收人,只是收来不得其用耳!」——连皇帝都承认用人不善,却无可奈何。 篇末,计六奇引父亲转述舅父的话,记下两个细节:召对时群臣都请御北兵,弘光帝表示同意,唯独马士英大声当面斥责皇上「不是这样讲,宁可失国于大清」云云,弘光帝不敢作声;朱大典含怒入朝堂,说「少不得大家要做一个大散场了」,众人听了愕然。「大散场」三个字,简直是亡国的预言——君臣相争、将帅离心,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局棋快要收摊了,却谁也不肯先放下刀。这一篇写的是「议御北兵」,可通篇没有真正御敌,只有内讧;下一扬州城破、史可法殉节,正是这篇议论的血腥注脚。 【史可法揚州殉節】 上一篇是朝廷的争吵,这一篇是战场的结果:清军渡淮,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 四月二十二日(甲戌),清兵渡淮,「如入无人之境」——这五个字,正是上一篇「北守愈疏」的代价。二十四日,清兵突然兵临扬州,围攻新城。史可法奋力抵御,稍有斩获,但形势越来越急。他写了一张寸把长的小纸条(寸纸),飞马送到兵部代题求救——「不报」,没有回音。二十五(丁丑),他开门出战,清兵破城而入;史可法拔剑自刎。原任兵部尚书张伯鲸被俘不屈,身被数创,自刎而死,妻杨氏、媳郝氏从殉;部下游击龚尧臣被俘,不屈死。正史式的简洁记载之后,计六奇用三种不同的说法,把史可法之死写成了一桩悬案。 《甲乙史》说:清兵檄告「若好让城,不戮一人」,史可法不为所动。二十五日,清兵诈称黄蜚兵到,史可法缒人下城询问,回报说黄蜚有三千兵,可留两千在外、放一千入城;他信了,约定清兵从西门入——结果进城后反戈杀戮。史可法在城上看见,拔剑自刎,被左右抱住救下,于是同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去;也有人说他带四骑出北门南走,死于乱军;还有人说他猛攻北门、炮击清军,终因寡不敌众,被拥见豫王(多铎),「长揖不屈」,遂遇害。三种说法互相打架,连死法都不一致。 计六奇不盲从任何一种。他先作时间辨证:甲戌(二十二)渡淮、当晚就到扬州,未必这么快,「疑丙子(二十四)为是」。再作情理推断:豫王进南京后,五月二十二(癸卯)立即下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豫王如此敬重史公,必是因为他「正言不屈」;那么「缒城潜去」的说法就是假的。一个投降或逃跑的人,不会赢得敌人的尊敬。这是极漂亮的考证逻辑:用敌人的举动,反证烈士的气节。 接着,作者记下一条亲历者的口述,把扬州破城的细节补得血肉淋漓。顺治六年(1649)仲冬,他进城应试,同船一位久居扬州的嘉兴人自述从城中逃出、熟知始末:扬州人本畏高杰淫掠而躲进城,后来想出城,江都县令不许,只好留下。四月十九日,豫王从亳州陆路猝至,围城。史可法兵少,闭城坚守。清军炮击,铅弹小的像杯、大的像罍,城墙垛口塌了就修;后来炮火太猛来不及修,就用黄草大袋装泥填上去。清军派一两个尖兵侦察,被守兵捉到,都欢呼请赏,史可法赐银牌——可他们根本不知道城外清军有多少。史可法日夜盼黄得功来援;围到第六天(二十五日),忽然报「黄爷兵到」,望见旗帜果然像,开门迎入——进城后清兵猝起杀人,才知道是被骗了(绐),守军弃甲溃走,百姓喧哗出城,「可法不知所终」。口述者补了一句肖像:「史公短小精悍,面黑;在军中茹麦粞饭,食不二味。众共怜之。」——一个身材矮小、脸色黝黑、吃粗饭、没有第二样菜的督师,这就是史可法。 篇末,作者由扬州想到更长的历史:宋恭帝时元右丞相围扬州久攻不下,筑长围困之,城中食尽、死者满道;明太祖将领缪大亨克扬州时,只剩居民十八家。从宋到元再到明末,「扬民三罹劫矣」。他不由发问:「岂繁华过盛,造化亦忌之耶!」——难道是扬州繁华太盛,连天地都忌妒它?这一问没有答案,却把一座城的苦难、一个将的死节,都压进了历史的循环里。计六奇自己康熙初年在淮扬还见过史公的生祠,谥「清惠」,父老犹思慕——人心的记忆,比史书的记载更长久。 ================== 卷九 ================== 【豫王渡江入城】 豫王渡江入城:三天之内,南京换了主人 江边三天:一场像演戏的战争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八,清军驻在瓜洲,沿江列阵,准备渡江。挡在江面上的,只有郑鸿逵、郑彩两支水师;南岸还驻着黄斌卿、杨文骢的兵。两边隔着长江互放炮,炮声一唱一和,竟像演戏赛会一样持续了三天——这是本篇开头最刺人的一笔:两军对垒,打得如同游戏,而南明将领们已经没有真正接战的意思了。 初九清晨,清军开闸放船,蔽江而来。二郑一见就扬帆东逃,江南军队随之全线崩溃,武官脱甲鼠窜。巡抚霍达刚出衙门,还没到江边就狼狈折返,换上便服混进差役里,偷偷坐小船逃进苏州。郑鸿逵退到丹阳,一路烧抢;跟从杨文骢的贵州兵只剩二百五十人跑回南京。守江的体系,一天就散了架。 火筏骗炮:七里港的那一夜 真正让渡江成功的,是一招极简单的骗术。豫王多铎乘西北风大作,命士兵每人备两张桌子、十把火把,把扫帚绑在桌腿上,浇油点燃,趁夜顺风放入江中。南兵望见满江火光,以为清军大举渡江,拼命开炮;风急水快,火筏越漂越远,炮也越打越空。等炮火差不多耗尽,多铎才从七里港(即老鹳河)悄悄渡江。 这一招声东击西,用的却是民间的桌子和扫帚——器械的简陋与战术的老练,恰好成了一组反差。 这里有个小注:原文引《遗闻》说,初八夜清军编筏张灯从镇江出发,另从老鹳河渡江,初九全部到达南岸。两说略有出入,作者并存之,未作判断。 赵之龙的选择:降旗、香案与"顺民" 十四日,豫王兵临南京。忻城伯赵之龙缒城出降,率礼部尚书管绍宁、总宪李乔跪在雨中,匍匐行四拜礼。附记里交代得最清楚:起初百姓不肯迎清军入城,跪地拦阻;赵之龙下马说,扬州已破,不迎又守不住,只是白白送掉百姓性命,只有竖降旗才能保全。他后来又令百姓设香案、写"大清皇帝万万岁"、门贴"顺民"。 这是一个降臣的典型逻辑:以"保民"为名,把抵抗的可能性一笔勾销。但作者并不完全抹黑他——十五日豫王问他家世、封他兴国公、赐金镫银鞍马;他始终在两种身份间周旋。可被他处置的人也不少:工部尚书何瑞徵躲着不朝,被缚来;礼部官员望阙四拜而泣,说"痛惜高皇帝三百年王业一朝废坠",清兵也为之叹息。同一种屈辱,有人用降旗化解,有人用眼泪守住。 城门里的景象:剃发、搬家与四十二人 十九日起,清兵占住通济、洪武等六门(原文只列五门,或有脱漏),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西为民舍。东北城居民日夜搬迁,提男抱女,哀号满路;西南城一间房檐一天值一两金子。豫王斩了八个抢物的士兵,又出示勒令归还赃物——这不是仁慈,而是要维持占领的秩序。 剃发令的推行尤其耐人寻味。二十一日赵之龙、魏国公等武爵依次剃发,文官只有李乔、姚孙榘自剃;二十六日告示却说"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还骂"先剃求见"的官员无耻。可见剃发在当时尚未成为全民强制,降臣抢着剃,反倒被征服者看不起。另一面,史可法祠被下令修建、黄端伯大哭被赵之龙执送监狱而豫王不许杀——征服者也需要树立几个"忠臣"样板,来衬托新朝的合法性。 弘光帝的下场与作者的冷笔 二十四日,刘良佐把弘光帝(原文称"光")解到,暂住天界寺。这个刘良佐,先前是明朝总兵,降清后请擒弘光帝赎罪;三十日,豫王把弘光帝选的淑女配给"太子",数月后北行,太子与弘光帝都不得善终。南明弘光政权最后的两个符号——皇帝与太子——就这样被打包送走了。 篇末两则《无锡日记》最见作者手腕:刘光斗降清后到无锡讨册,乡绅拜之如市,望亭巡检一句"你不错,该升一级"就升了主簿;王玉汝为保全桑梓,备牛酒迎清军,后来去劝顾杲,却遇害;顾杲劫掠沙山,也被土人杀死。降官、乡绅、义军、土人,各有一套自保的逻辑,彼此之间并无道义可言。作者还忍不住插一句"虽多亦奚以为"——郑鸿逵兵马六万又如何?数量救不了人心。 这一篇的言外之意 计六奇写的是"入城",写的却是"人心如何失守"。江防三天如戏,一筏骗尽炮火;守臣先降,百姓后剃;连忠臣的眼泪都要靠征服者来允许。最冷酷的地方在于:清军的统帅始终从容——退兵四十里验降、谒太祖陵、修史可法祠、斩抢物士兵——他把征服做成了礼仪。而南明这边,从巡抚到总兵到乡绅,人人都在算"怎样活下去"。一座城就这样换了主人,没有巷战,只有香案、降册和眼泪。 【侯峒曾守嘉定城】 侯峒曾守嘉定:一座县城的十二天 一个不肯赴任的官,成了守城盟主 侯峒曾,号广成,嘉定人,天启乙丑年(1625年)进士,做到顺天府丞。有意思的是他的出场方式:北京陷落后,弘光政权召他任左通政,他一看朝政"乖谬",干脆不去赴任。这样一个主动远离权力中心的人,几个月后却被家乡人推上最危险的位置——闰六月嘉定起义,邑人推他为盟主。 这就是南明许多忠臣的共同轨迹:不是朝廷选中了他们,而是朝廷已经垮了,只剩家乡这一堵城墙需要人守。侯峒曾与两个儿子元演、元洁"大治兵食",把家变成堡垒。他守的不是某一级官府的印信,而是脚下这座城和城里的人。 十二天:李成栋的两度围城 来攻的是李成栋——这个名字在《明季南略》里分量很重。他原是明朝将领,降清后为将,来争嘉定。二十二日攻城,侯峒曾约进士黄淳耀共同死守,百计抵御;攻城者死了很多人,清军解围,又再次合围,如此反复,硬生生守了十二天。以一座县城、临时拼凑的乡兵,对抗投降后战斗力极强的清军,十二天已是奇迹。 转机来自天气。七月初四日忽然大雨,平地积水数尺,城墙一角崩塌,李成栋趁势逼进东门。此时侯峒曾父子仍在指挥巷战——城已经破了一角,他们还在打。乡民争着扶他走,他答了一句极重的话:"吾既与城守,城亡与亡;去何之?"(我既与城共守,城亡我就与城同亡;离开能去哪里?)说完到家中祠堂拜别,投池而死;两个儿子相抱入水。 金生负头:一个小人物的一笔 李成栋恨侯峒曾,斩其首,题字"元凶以徇于城中"。紧接着出现了全文最动人的细节:有个姓金的书生,夜里偷走头颅藏在箱子里。侯峒曾的叔叔来收尸,正要入殓,外面传来哭声——金生背着箱子到了。 这一笔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小。史书习惯记大将、大官、大场面,计六奇却记下一个书生夜盗首级、一个叔叔哭着入殓。"元凶"是清军的定性,"金生负箧"是民间给的定性。两种定性在那一夜的哭声里碰了一下,高下自见。作者没有评论,但把这件事放在斩首之后,顺序本身就是评论。 一门与主仆:为什么"更难" 接下来的名单像点名:举人张锡眉、龚用圆、龚用广、夏云蛟、唐全昌皆死;北门朱姓商人倾家助军,城破后诱家人登舟自沉。然后是侯家另一条线——弟弟侯岐曾因窝藏陈子龙被执,大骂而死;两个仆人也骂不绝口而死。 陈子龙是松江名士、几社领袖,因抗清被捕;侯岐曾藏他,等于把杀身之祸引到自己身上。作者在此忽然发议论:"岐曾大骂难,二仆亦骂更难;非烈丈夫而能如是乎!"为什么仆人更难?因为士大夫死节可以说是读书明理、报答君恩;仆人没有这层"义务",却也骂到底。所以结论落在"峒曾父子、兄弟、主仆之际,诚盛事矣"——一个家族,从主人到仆役,全用死回答了那个问题。 这一篇讲什么 嘉定之守在江南抗清史上极惨烈,后来还发生"嘉定三屠";但计六奇此篇只写十二天城破,没有铺陈屠杀场面。他要写的是选择:一个辞官的人选择了守城,一个书生选择了偷回头颅,两个仆人选择了骂到死。 存疑处有两点。其一,原文"光立"指弘光帝朱由崧即位,文中未详其名;其二,黄淳耀与侯峒曾同守嘉定,史载二人皆死,但本篇只详侯氏父子,黄淳耀仅一笔带过——并非黄氏不重要,而是本篇的主角是"侯峒曾一家"。读这一篇,要记住的不是城怎么破,而是那句"去何之":当退路被自己一句话堵死时,人就只剩下站着死这一件事了。 【金聲、江天一起兵守績溪】 金声、江天一:一座山关、一场骗局与两句骂词 翰林与门人 金声字正希,休宁人,崇祯戊辰年(1628)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南京陷落后,他与门人江天一纠集义勇。乙酉年(1645)闰六月,他捧着明太祖的画像,率士民拜哭起兵——用太祖画像聚众,是当时最有效的动员方式:皇帝虽没了,太祖还在。 江天一的战略眼光 真正懂军事的是江天一。他说:徽州各县都有险要可守,唯独绩溪一面正对交通要道,地势平缓,必须筑关、以重兵据守。于是筑丛山关。宁国邱祖德、泾县尹民兴、徽州温璜、贵池吴应箕纷纷响应,义军一度攻取宁国、旌德、泾县。这是徽州抗清声势最大的时刻。 城是怎么丢的 清兵来攻,江天一登陴守御、出城迎战,杀伤相当,相持数月。最后的崩溃来自两处:一是降将张天禄从小路新岭窜入,守岭兵先溃;二是九月二十日,原明朝御史黄澍诈称"援兵"入城——金声见他未剃发、衣冠如旧,就信了。这个细节极讽刺:正是"像自己人"骗过了自己人。城陷时金声只求一件事:"徽民之守,吾使之;第执吾去,勿残民!" 南京城下的对骂 洪承畴以"年谊"劝降,金声沉默,江天一却把话说到极处:"流芳百世、遗臭万年,千古之下,在此一时,不可错过!"又骂洪承畴身为天朝大臣不能死、反诱人。承畴割其舌,他仍骂不绝口,被杀。金声接着骂:"崇祯是汝君,今何在?父在泉州,今何有?汝无君、无父,与禽兽何异!"承畴竟答"骂我极是,奈时不得已耳"——这句自白,比任何辩解都更能说明一个降臣的处境。豫王想留他,承畴问"为僧可乎",金声答"何以称忠臣",最后承畴叹一句"成彼之名",杀之,却只截喉不断颈,留个全尸。 附记里的两个徽州 附记先写奴仆之变:乙酉四月清兵未至,黟县奴仆结十二寨、索家主文书,稍拂其意即焚杀,还说"皇帝已换,家主亦应作仆事我辈",主仆以兄弟相称;此风蔓延休宁,良家子吓得立七十二社、富户认捐粮银,知县欧阳铉痛哭起义,金声、黄赓举兵后才压住。再写张天禄袭休宁:他十月朔入城下令剃发,金声"吾不出,恐百姓被害"而出见被执;黄道周派的王总戎本是杭州丝客、贿买得官,部下风、云、雷、雨四副将,乡兵皆市人,故败;丙戌正月朔,郑兵除夕醉卧拜年,被张天禄疾驰百里袭破。最后张天禄拜见方夫人、派兵护其家——一个降将的"报恩",恰与金声的"殉义"形成对照。 存疑处 正文说绩溪城陷被执,附记说在休宁出见被执,两说不同;洪承畴劝降语"应天顺天"疑当作"应天顺人";"骂不绝曰"疑当作"骂不绝口","骂口"疑当作"骂曰";"木客出棺"之"木客"或指伐木人、或指木材商;"王总戎""郑兵"所属未详。均按原文直译。 【吳應箕起兵池州】 吴应箕:墙上那两句诗,到死都要戴着帽子 复社领袖的另一面 吴应箕字次尾,号楼山,贵池(今安徽池州)人。父亲是隐士,家里世代读书;他少年时即研习诗文、古文词(原文"猎冶"字义未详),意气凌厉,是复社领袖。复社是明末江南士人最大的结社,以张溥、张采为首,讲究"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本来就带着书生议政、以文结党的气质。崇祯壬午(1642)乡试他只中副榜,没能正式中举。国事日棘,他偏好奇计谋略,门下竟然杂进武夫勇士,不再以书生自居。这个"不务正业"的读书人,其实早就在为乱世做准备:复社给了他声望,武夫给了他手段。 子房与鲁连 南方沦陷、忠义者起兵时,他在墙上题了两句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这是他给自己定的坐标:韩国亡了,张良(字子房)以博浪沙一击为韩复仇;秦称帝,鲁仲连义不帝秦、蹈海而死。他不是要做普通烈士,是要做那两种人——为故国复仇、不承认新主。这种自我期许很关键:它解释了他后来为什么不肯像同伙那样一走了之。随后他率义儿、门徒,纠集勇士攻池州府城,没有攻克,同伙逃散;他独自募士,用计收复东流、建德(今安徽东至一带)。一个人的军队,就这样搭起来了。 从推官到逃亡 金声在徽州首倡义、奉隆武正朔、擢都御史、得承制专拜之权,署应箕为池州推官、监纪军事,他的声势才真正彰显。注意这条线:池州与徽州相邻,金声能承制授官,应箕才有了"池州推官"这张正式身份;乱世里,名义也是资源。但金声先败,他失去援兵,只能在深山练卒,向郡城发出急檄,言辞皆是痛骂。仇家百般侦伺离间,清兵逼近,兵溃,他藏在婺源、祁门交界。从复社领袖到深山流亡,不过一年光景。 上坐与断头 被俘后他不肯屈服。与官兵同行,总坐上座,官兵竟也敬重他、不加害——这种敬意,多半来自他的名望。一个士兵举刀砍他,他叱道:"吾头岂汝可断耶!"然后自己伸颈,对总兵黄某说:"以此烦公!然毋去吾冠,将以见先朝于地下矣。"头可以给你,帽子不能摘;戴着明朝的帽子去见明朝的先帝,这是他最后的要求。受刑处血迹洗不掉;首级入南京城门时如生,三日不变,人都称异。计六奇记下这些异闻,是要给这场死一个超越寻常的分量。 存疑处 "猎冶诗文"之"猎冶"字义未详,疑有讹;"与其曹攻郡城"之"曹"指同伙;"飞檄郡治,语皆丑诋"所诋对象原文未明,疑指清方;"东流、建德"为池州属县,今属安徽东至;"国门"指南京城门;总兵黄某名未详。均按原文直译。 【黃毓祺起兵行塘】 黄毓祺:狱中写诗的人,和一个告密的徽州人 江阴城外的一支兵 黄毓祺字介子,江阴贡生,好学盛名;门人徐趋字佩玉,也以气节著。江阴守城时,两人在行塘起兵响应,鲁王监国遥授他兵部尚书、赐敕印。城破后逃亡淮南。次年冬,他侦得城中无备,率王春等十四人来袭,失败;徐趋被获,丁亥年(1647)正月初八被杀。官府抓他的两个儿子大湛、大红,兄弟争着代对方受死——这一笔比任何忠烈故事都更让人心酸。 一封信与一位道士 毓祺在泰州给好友江纯一寄信,还用旧印;纯一的门客拿着信,纯一害怕,告了变。他被押进江宁,狱成将刑,门人邓大临告知日期;他取来入殓衣服自敛,趺坐而逝,清方仍戮其尸。大临哭着赎回归葬,自己改穿道服离去。从"趺坐而逝"到"戮其尸",死的两种姿态并排摆着:自己选择从容,敌人偏要羞辱。 六首《小游仙诗》 他在狱中逐首自注,交给邓起西。"大梦谁分丑与妍"以人生为大梦;"瓠缘无用从人剖,膏为能明苦自煎"用《庄子》两典:葫芦因无用被剖、油脂因能照亮而自煎——有用之材往往自毁。"桂折兰摧诚短景,萧敷艾菀岂长年"把忠臣的凋零与小人的得势并置。"归途不向虚无觅,朽骨徒为蔓草缠"直接否定求仙:死就是荒草埋骨,别去虚无里找归宿。第二首"肥鱼不肯怜蛟瘦,饱鷃偏能笑鹤饥",写的是世态;结尾却劝人读《齐物论》,白月侵衣。第三首"乡里小儿朝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怒气最盛;注里说那些拜相封侯者"无救时之手""有洗村之军",并讥讽淘沙吓燕、牯牛触孔雀式的莫名其妙。"赤舌如飞电"用"赤舌烧城"典,写谗言可畏。第四首作于立秋前一日七夕:"腹中书任他人晒,犊鼻褌从甚处悬"用郝隆晒腹、阮咸犊鼻裈的典故写穷与傲,最后"惟有丹心坚自爱"。第五首"最无根蒂是人群",以虫啮木偶尔成文喻人生聚散,又以巢父入海、西园宾朋、灞陵故将军(李广)三典写离散与炎凉。第六首"百年世事奕棋枰,冷眼常观局屡更",以棋局喻世事;"乌喙只堪同患难,龙颜难与共升平"说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末句"为报韩卢并宋鹊,只今公等因当烹"用"狡兔死、走狗烹",把最狠的话留在最后。自注说:这些诗是寓言,即使加注也非的解;后世知道有黄介子,便不算埋没我心。 附记:一场灭门的生意 这部分最冷。黄毓祺住在江阴月成桥,与常熟武举许彦达、南通州监生薛继周第四子相善。薛子家赀三万,受隆武制、佩浙直军门印,能私署官属,却假装卜者;客人来了都改称"周相公"。毓祺要起事,派徐摩去常熟向钱谦益提银五千,用巡抚印。徐摩又与徽州江某交好;江某嗜赌贪利,一向与清兵往来,料定徐摩回去必挟重资,告发可得厚利。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拒绝给钱;徐摩只好带空信回去。江某立刻到清营告变,毓祺与薛生一门被解到南京部院,全部处死。钱谦益因回信偏袒得免,却已用贿三十万。一笔"提银五千"的军费,最后变成三十万的贿赂和一门性命——这就是南明海上抗清的真实成本。 存疑处 "徐者字尔参"与"徐摩"疑为一人;"家赀三万"未言单位;"淘沙吓飞燕""孔雀触牯牛""乌喙""蛟兔"用典未详,已随文标注;杜甫原句"东将入海随烟雾",原文作"际烟雾";罗学制名未详;"海陵"即今泰州。诗与注均按原文全译。 ================== 卷十 ================== 【魯王監國】 鲁王监国:浙东迎来的落难王爷 三刀不死的一个少年 鲁王朱以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世孙,父亲鲁王朱寿镛世封山东。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攻破兖州,寿镛自缢;年幼的以海被捉,清军砍了三刀竟没砍中,于是放了他。崇祯十七年(1644年)他承袭鲁王爵位。这个“三刃不中”的开场,像是一个隐喻:他本该死在兖州,却活了下来;活下来,就注定要被推到南明复国的舞台中央。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杭州的潞王也献城投降。浙江一下子没有了主心骨——贝勒在各地安插官吏,招抚使甚至巡到钱塘江边。就在这样的真空里,郑遵谦(原山西佥事郑之尹之子)在江上愤杀招抚使,用一次暗杀表明“不降”。随后熊汝霖、孙嘉绩在余姚起义,郑遵谦提出迎鲁王;朱大典也派孙珏来劝进。几股力量在台州合流,六月二十七日拥戴鲁王监国,即日移驻绍兴。 张国维:从戎政尚书到监国朝的柱石 这一篇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张国维。他原任戎政尚书,因与马士英不合而回乡;南京陷落时他在家闻变,立刻收集义勇。听到鲁王将监国,他星夜赶到台州,参与定议,随即被任为大学士,督师江上。可以这样说:鲁王监国这个政权,是张国维、郑遵谦、熊汝霖、孙嘉绩、朱大典几个人一手搭起来的;鲁王提供的是血统,他们提供的是军队和组织。 政权刚立,第一场考验就来了。马士英在浙东徘徊,想入朝——这个断送弘光朝的人,现在想挤进新的南明朝廷。张国维毫不犹豫,首参其“误国十大罪”,把马士英挡在门外。这一手很关键:如果马士英入朝,监国政权从一开始就会被拖进弘光朝的旧党争。文中特别记下这一笔,是在说明浙东朝廷的清流底色。 新朝的班次与江防 监国朝的班底很快排定:起用旧大学士方逢年入阁,宋之普、朱大典为大学士,陈函辉为兵部侍郎;张国维督师钱塘江,方国安守严州,张鹏翼守衢州,陈潜夫补御史原官、加太仆寺少卿、监督各藩镇骑兵。 读这份名单要注意一个结构:张国维是“督师江上”的核心,方国安、张鹏翼是守境的藩镇,陈潜夫是监军。后来浙东抗清的成败,几乎都系在这几个人身上——而下一篇文章《浙、闽水火》写的,正是这个刚刚搭起来的朝廷,怎样因为“名分”问题跟福建的隆武政权闹到水火不容。两篇连读,因果就清楚了:监国朝是“就地抗清”的产物,它最怕的不是清军,而是被另一个南明朝廷收编。 存疑与照录 有两处文字需要说明。其一,原文“与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及陈遵谦、熊汝霖、孙嘉绩等合谋定议”,前文已明言郑遵谦杀招抚使、倡议迎立,此处“陈遵谦”当是郑遵谦之误,译文已加按语,未改原文。其二,郑遵谦在《明季南略》他处又作义兴侯,后为郑彩所杀——那是后话,本篇只记其拥立之功。 这一篇讲什么 仓促立国,最讲究的是“名分”与“地盘”。鲁王以海三刀不死,被浙东人从台州请到绍兴;他有什么?只有太祖十世孙的血统。他没有什么?没有军队、没有税收、没有朝廷班底。张国维们给的,正是这些。所以从第一天起,这个监国政权就带着一个先天的矛盾:出钱出兵的人,和姓朱的人,谁说了算? 计六奇把马士英被拒这一笔放在篇末,是很有意思的收束。弘光朝亡于党争与马士英,浙东新朝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挡回去——作者想说的是,南明不是没有纠错的机会,只是每一次刚纠完前一次的错,新的错又在门外等着了。 【浙、閩水火】 浙、闽水火:两个南明朝廷为什么谈不拢 一道诏书引发的风波 上一篇刚说完鲁王在绍兴监国,这一篇就写麻烦来了。闽中隆武政权(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立后,颁诏到浙江。诏书一到,越中“求富贵者”争着要响应——这些人想的不是抗清大计,而是换一个朝廷、再谋一份官做。鲁王被激怒了,下令要返回台州;士民顿时惶惶:监国一走,浙东的抗清局面就散了。 这是南明史上最要命的一道裂缝。隆武帝在福州称帝,从伦序上说,唐王是朱元璋的旁系远支,而鲁王以海是太祖十世孙,论血缘、论“监国”的既成事实,浙东都不肯轻易让位。福建要一个统一的“正统”,浙江要一个“已在当地的监国”——两边都不是针对清军,而是彼此。 张国维星夜入绍兴:一封启的四个层次 张国维听说鲁王要回台州,星夜奔驰到绍兴,上启监国。这封启极有层次,值得拆开看: 第一层,讲大义——“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子孙臣庶,所当同心并力”。先不谈谁大谁小,只谈都是太祖子孙,应当合力。第二层,讲实力政治——“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居藩服,体谊昭然”。用“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典故:谁先打回北京、收复南京,谁就是真王;现在监国退居藩王之位,情理上说得过去。这其实是提出一个务实的方案:先把清军打出去,名分留到胜利之后再谈。第三层,讲现实风险——“一旦南拜正朔,恐鞭长不及;猝然有变,唇亡齿寒”。如果鲁王南面称臣于隆武,浙东军队远的远、散的散,隆武朝廷鞭长莫及;一旦清军压过来,浙东一倒,福建也保不住。第四层,讲个人气节——“攀龙附凤,谁不欲之;此在他臣则可,在老臣则不可。臣老臣也,岂若朝秦暮楚之客哉!”这一句最硬:别人想去福建攀附可以,我张国维是老臣,不能做朝秦暮楚的人。 一场争论的代价 启上之后,文武诸臣的议论才定下来——鲁王不走了,绍兴的班底稳住了。但收尾一句极冷:“然浙、闽遂成水火矣。” 也就是说,张国维这封启,短期看保住了浙东朝廷,长期看却把浙、闽推向公开对立。从这里往后读《王之仁江心袭战》,就能看到后果:隆武帝派陆清源到江上犒军,马士英唆使方国安把他杀了,还出檄文数落隆武的罪——两国从“争名分”发展到“互相残杀”。南明为什么亡?清军的强大只是外因,本篇给出的内因是:每一个朝廷都要先证明自己才是真命天子,任何妥协都被视作“攀龙附凤”。 一处必须明说的存疑 本篇末句自己就标出了异文:“《遗闻》及各书俱云‘上疏隆武’;独《甲乙史》云‘启监国’。”也就是说,这封著名的启到底是写给谁的,当时就有两种说法:多数书说张国维上疏给隆武帝,劝他别争名分;《甲乙史》说是上启鲁王,劝他不要南下称臣。 两说差别很大:前者是对福建说话,后者是对浙江说话。译文从《甲乙史》作“启监国”,因为下文“疏出,于是文武诸臣议始定”更像是浙东内部的决议;但这只是取舍,不是定论。计六奇把异文列出来而不强行判定,正是史家的谨慎处,读者不可不知。 这一篇讲什么 短短二百余字,写的是“名分”二字怎样吃掉一个政权。求富贵者想应诏,鲁王想跑,张国维用一封启把人留住——他要保住的不是鲁王的面子,而是钱塘江防线背后那整个浙东。可保住了人,保不住和气:浙、闽水火已成,往后再无合力可言。 一篇小文,三种人:想升官的墙头草、赌气的监国、以“老臣”自守的张国维。南明的历史,大半就是这三种人轮番上场的历史。 【王之仁江心襲戰】 江心一击与一刀两断:王之仁的白忙 东南风里的那一场水战 三月初一(戊申),清军驱船开堰进入钱塘江。张国维命各营守住汛地,同时命王之仁率水师从江心袭击。这一天东南风大作,之仁扬帆猛攻,击碎敌船无数;郑遵谦从水里捞起铁甲八百多副。张国维趁势督军渡江,清军稍稍退却。 这是浙东抗清史上少有的亮点。要靠一支仓促集结的水师,在江心正面击退清军,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胆略。王之仁本是明朝总兵,降过清又反正,此时是浙东水师的主力;封号武宁伯,所以篇末称他“武宁”。八百多副铁甲不是虚数——那是清军落水后留下的装备,是这一仗打赢了的实物证据。 胜利当天的阴影 就在同一段文字里,计六奇笔锋一转:恰在此时,隆武帝派陆清源带诏书到江上犒军。这本该是浙、闽联合抗清的好事——福建来劳军,浙江在打仗,正该借此修复上一篇文章说的“水火”关系。 可马士英在场。他此时依附方国安(浙东藩镇),趁机唆使方国安把隆武帝的使者陆清源杀了,还出檄文数落隆武帝的罪状。张国维听说,只叹了一句:“祸在此矣!” 这一句概括力极强。祸在哪里?不在清军的船,不在江上的炮,而在自己人刀刃向内。陆清源是来犒军的,杀他等于公开宣布浙东不认福建这个“正统”;檄文数罪,等于把上一篇《浙、闽水火》的争端从朝廷争论升级为军事敌对。一场刚打赢的水战,政治上一文不值。 马士英的两笔账 篇末论,计六奇把账算得很清:马士英已经断送了弘光朝(南朝),又来离间闽、浙。“小人之败坏国家事,可恨如此。”但他没有停在骂人上,而是补了一句更沉的:三月马士英唆斩闽使,六月钱邦芑上疏斩鲁使——两国相残,两件都是小人干的。 这里要点出人物关系:钱邦芑是隆武朝的御史,他上疏请斩鲁王的使者,是对马士英行为的对等报复。也就是说,闽、浙双方各出一个“小人”,各杀对方一个使者,扯平了——可扯平的代价,是抗清阵线的彻底分裂。作者把三月与六月并提,就是要读者看到: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套反复发作的病。 这一篇讲什么 全文只有两段、二百余字,却写了一正一反两条线:正面是王之仁江心奋击、碎舟无数;反面是马士英唆斩闽使、檄数隆武。两条线在同一天交汇,结论由张国维的叹息给出:“祸在此矣。” 所以最后那句“武宁奋击之功,能不付之东流乎”不是泛泛的感伤,而是精确的因果判断:打仗赢来的时间,被内讧花掉了。南明不缺能打仗的人——王之仁能碎舟,郑遵谦能捞甲,张国维能督军渡江——它缺的是让这些人不必自相残杀的政治架构。上一篇说“名分”害人,这一篇就是名分结出的果:使者的血。 存疑处:原文“武宁”为王之仁封号,史籍或作“武宁伯”,本篇未详,译文据封号加注;王之仁后来降清、被杀,是后话,本篇只取其江心一战之功。 【張煌言臨難賦絕命詞】 张煌言:从海上归来,到杭州就义 两个皇帝之间的人 张煌言字元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崇祯壬午年(1642年)中举。鲁王监国,授翰林院编修;此后鲁王兵败、泛海、居健跳、退舟山,他一路跟着。庚寅年(1650年)张名振当国,召他率部入卫。 要读懂这个人,先看他的处境:郑成功纵横海上,遥奉隆武帝(后奉永历)为号,对鲁王只维持“寓公”的礼节——也就是把鲁王当流亡的客人供养着,并不真听他的。而张煌言偏以张名振的军队为护卫,坚持鲁王这条线。于是南明海上出现了两个中心:郑成功奉唐,张煌言奉鲁。 最动人的,是两人互相说的话。张煌言称郑成功“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招讨大将军从头到尾忠于唐王,是真正的纯臣;郑成功答“公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你始终忠于鲁王,和我难道不是同一条路吗?这两句话,是敌对阵营里少有的互相致敬。他们心里都清楚:对方和自己一样,是把一个注定失败的朝廷扛到底的人。后来郑成功不肯尊立鲁王、只托言奉永历纪年,张煌言至死不改其志——分歧从来不在忠奸,而在“奉谁为正”。 一个叛徒与一柄断刀 晚年势孤力竭,张煌言打计算到普陀山落发为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想过“退出”——不是投降,是做和尚。可随行十余人中有一个想降清,私下去见浙江的赵部院,报告张煌言某日将到普陀。赵部院说:“你想做官,得先立功。”于是发兵擒获。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玩味:赵与张曾在海上会过面,见面时只谈海中事,绝口不提劝降;直到把人抓了、馆舍安顿好,才慢慢开口“公若肯降,富贵功名可致”。这不是猫玩老鼠,而是真正的敬重——先尽朋友之礼,再尽臣子之职。张煌言的回答极干脆:“此等事讲他恁的,在小弟惟求速死而已!” 朝廷议罪久不决:有说解京斩首、有说拘留本地、有说优待以招后来者。兵部最后拍板:“解北恐途中不测,拘留虑祸根不除,不如杀之。”——杀他的理由,竟是因为留着太危险。临刑时他挺立待死,只说:“若在阵上交锋被俘,死也甘心;如今这样,心里不服!”这句话不是怕死,是嫌死得不体面:他想要的,是战死在阵前,不是被叛徒出卖后像犯人一样受刑。行刑时刀折为两截,围观者大异——这一笔未必是信史,但计六奇写下来,是要给这场死亡一个天意的注脚。 四首绝命诗:用典里的心事 四首诗里,第一节“义旗纵横二十年”概括了他起兵至今的岁月;“生比鸿毛犹买国,死留碧血欲支天”是全篇最硬的一联——活着轻如鸿毛也要换回国家,死了留一腔碧血也要撑住天。第二节以“叠山迟死、文山早”自况:谢枋得(叠山)死得迟,文天祥(文山)死得早,自己夹在两者之间,任青史评说。第三节用豫让吞炭、苏武吞毡、臣靡兴夏的典故,说“一息尚存仍图存”,可“只凭帝眷答商孙”一句用典晦涩,难确指,译文已标存疑。第四节“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是把复国之愿与无力之感写到极处——想挽住黄帝的龙须、想问鼎之轻重,到头来只有螳臂挡车;申包胥哭秦庭尚有人可哭,自己哭向秦廷却无人。这些典故的具体所指,历代注家亦有异说,本篇只作直译,不敢强解。 芜湖军纪:为什么他配得上这些诗 附记写郑成功围南京时,张煌言一军抵芜湖,军令严到什么程度?一兵买面,价四分银,只付十文,店主告状,张煌言当场问明,扔下蓝旗喝令“拿下去”,左右绑了,说“张爷令斩汝”。士兵惊叫“吾罪岂至此”,他答:“我有令: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斩了。 这一笔与前面的绝命诗是一体两面:能写“忠贞自是人臣事”的人,也必须能做到为一文钱斩亲兵。商船数百跟着他,每人给一面白底黑边的小旗,兵士望见就喊“这是船板张爷的船”——“船板”是士兵给他的诨名,因为凡船坏了都找“张总管”。一个被部下起了诨名、又被商船信赖的统帅,才是诗中那位“孤臣”的真面目。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写张煌言,没有写他的战绩,只写他的死:怎样被人出卖,怎样拒绝投降,怎样临刑不服,怎样留下四首诗。附记补一段芜湖军纪,是要告诉读者,他的忠诚不是嘴上的。南明海上两个阵营,郑成功奉唐、张煌言奉鲁,彼此敬重却不能合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死结:人人都是忠臣,忠的对象却不同。 【沈廷揚殉節】 沈廷扬:海运专家的最后一次航行 一个被忽略的“技术官” 沈廷扬字季明,崇明人,为人多智,好谈“经济”——这里的经济不是钱,是经世济民。他在崇祯朝因献海运之策被任用,加光禄寺少卿。这是一个靠本领吃饭的技术型官员:明朝漕运依赖运河,他提出走海路,眼光很实际。 弘光朝时,他上疏请求把一百艘海船改充水师,沿江招募训练,亲自统率,作为长江的护卫。这是一个极有见地的方案——南明水师正是最缺的兵种。朝廷不报,只命他运米十万石去供给吴三桂。这一笔最能说明弘光朝的格局:一个能建设水师的人,被当作运输队长使用;而吴三桂此时已在北方,早已不是朝廷可靠的支点。方案落空,是南明人才配置的缩影。 从海运到海岛 清军下江南,沈廷扬航海入浙;鲁王监国,加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浙、直,命他从海道窥取三吴。他终于带上了兵,可又碰上“田仰为相,忌之”——只能到舟山投靠黄斌卿。黄斌卿是浙东海上实力派,但为人猜忌、后来被鲁王讨斩;沈廷扬寄人篱下,处境可想而知。 丁亥年(1647年),松江吴胜兆准备起事,向舟山求援。沈廷扬说“事机不可失”,定西侯张名振慨然请行,邀他做向导。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张名振是武将,沈廷扬是海运专家,一个敢打,一个识路。他提出“兵至必以崇明为驻札地”——选取崇明作为落脚点,正合他海运老本行的判断。 鹿港飓风:一场败仗的三种人 到了崇明,船泊鹿港。五更时分飓风大作,军士溺死过半——不是战败,是天灾。岸上清军高喊“薙发者不死”,这是心理战。接下来的场面像一组慢镜头: 张名振、张煌言、冯京第夹杂在降卒之中逃走——三位后来的抗清名将,这一刻是靠混在投降队伍里活下来的。沈廷扬则叹息:“风波如此,其天意邪!吾当以死报国。然死必有名。”——他接受了败局,但拒绝无声无息地死。于是他对游骑喊:“吾都御史,可解吾之南京。”主动亮明身份求押送,为的是死得有名。 经略死久矣:一句话里的两个时代 洪承畴与他有旧,派人劝他剃发。沈廷扬问“谁使汝来”,答“经略”。他回了一句极狠的话:“经略死松山之难久矣,安得有其人!” 这是全篇最精彩的一笔。松山之战(1642年)洪承畴兵败被俘,明廷一度以为他殉难,还为他立祠;后来他降清,做了经略江南的大员。沈廷扬这句话,表面是说“洪承畴早死了”,实际是骂眼前这个劝降者“你不是洪承畴”——那个殉国的洪承畴已经死了,活着的是洪承畴的叛变。一句反话,把“旧人”与“新朝”劈成两半。洪承畴知道不可屈,于是把他与部下十二人同日处死;亲兵六百人在苏州娄门被斩,无一投降,时人比作田横的壮士(田横门客五百人闻横死皆自杀)。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写沈廷扬,写的是一个专业人员的悲剧:他的本事是海运,他的时代却只让他运粮;他终于带兵,又被同僚排挤;他抓住机会起事,一场飓风毁掉一切。可他最后的选择极有讲究——不求生、不隐姓、不降,而是主动报出官职,让敌人必须郑重地处死他。“死必有名”四个字,是一个技术官留给世界的最后设计。 存疑处:原文“宏光立”即弘光帝朱由崧即位;“田仰为相”,田仰在鲁王监国朝任大学士,史载其为人跋扈,本篇只记其“忌之”;沈廷扬死期,本篇系于丁亥(1647年)鹿港之败后,与他书记载略有出入,读时可留意。 【張名振題詩金山】 张名振:十年横海,一诗金山 白衣方巾与一簿军令 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年)正月,张名振、刘孔昭等率海船数百溯江而上,十三日泊镇江金山。二十日,他们穿白衣、戴方巾登山,从者五百。寺僧来募化,名振说:"大兵到此,秋毫不扰,得福多矣,尚思化乎?"——这话听着像夸口,可他随即捐米十石、盐十担,在化缘簿上写"张某到此,大兵不得侵扰"。军纪不是写在墙上的,是写在和尚的簿子上的。次日他改穿纱帻青袍、系角带,再登山向东南遥祭孝陵,泣下沾襟,还设醮三日。一个海上流亡的将军,隔江拜的是南京的太祖陵。 那首诗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枹鼓心肝噎,父老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禡龙津。"题记说"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落款是"定西侯张名振同诚意伯(刘孔昭)题并书"。开头"十年横海一孤臣"七字,几乎是他一生的自评:十年在海上漂泊,仍是一个孤臣。"王师枹鼓心肝噎"写听到战鼓时心肝堵塞——不是怕,是悲。"南望孝陵兵缟素"把全军穿白祭陵的场面写成了诗。末尾"会看大纛禡龙津"是出师祭旗的期待。两日后他掠辎重东下,二十三日旌旗蔽江、炮声霹雳,人人有惧色——祭陵的泪还没干,战争的炮就响了。 四月再至与身后托付 四月初五,海船千余再上镇江、焚小闸;到仪真向盐商索金,不给,烧六百艘而去。这一年他病了,遗言把所部交给监军张煌言,后事全托付给他。计六奇说"论者谓陶谦之在豫州,不是过也"——用陶谦让徐州于刘备的典故,比他不使部下为一己之私争权。死后煌言葬他于芦花澳。 附记:军令十条与一席对话 一个被掳的秀才李公仁,敲了两天梆子,被带去见名振。辕门金字牌上写着军令十条:劫掠子女者斩、杀无辜百姓者斩、见敌兵不杀而故纵者斩。名振绿袍、戴丞相冠,年六十余,与刘孔昭同住一条大船。他问南京、镇江兵势,李顺他的话说"大清师虽众,能战者少";又问"取天下当何如",李答"老台台胸中盖已定矣,书生何知;且国家失已十载,何不直抵中原!"名振的回答极实在:"极有此意,但兵微将寡,不敢轻试其锋。虽不能恢复中原,而海中明朝依然如故。"——知道打不赢,却绝不撤下"明朝"这块招牌。说完他哭了,李说"思父母耳",名振却把话题拉回纲常:"父子乃一生伦理、君臣实万世纲常,何必如此!"赠银五两、绢二匹送他回去。 存疑处 "史某"名未详;"秦藩"所指未详;诗中"鹑首"为星次名、古以为秦分野,此处所指未明;"父老涕泪亲"一句疑有讹缺;"禡龙津"的出师祭旗典故具体所指未详;陶谦为东汉末徐州牧,原文作"豫州",与史不符。均按原文直译。 【張煌言臨難賦絕命詞】 张煌言:两个朝廷之间的孤臣,四首绝命诗 他为什么是孤臣 张煌言字元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崇祯壬午(1642)举人。鲁王监国,授翰林院编修;此后鲁王兵败、泛海、居健跳、退舟山,他一路跟随。庚寅年(1650)张名振当国,召他入卫。此时的海上其实有两个中心:郑成功奉隆武(唐王)为正,对鲁王只维持"寓公"之礼;张煌言却以张名振军为卫,死守鲁王这条线。他称赞郑成功"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郑成功回他"公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两句互相致敬的话,说尽了那个时代的死结:人人都是忠臣,忠的对象却不同。后人写南明,常把海上抗清当成铁板一块,其实内部早裂成了两半。 叛徒、赵部院与一柄断刀 晚年势孤力竭,他打算与心腹十余人到普陀落伽山祝发为僧。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想"退出"——不是投降,是做和尚。随行一人却想降清,私见浙江赵部院;赵说"汝欲为官,必先建功为进身地",那人就告了密。赵与张曾在海上会过面,见面只谈海中事,不提劝降;直到把人抓了、安顿好,才慢慢开口"公若肯降,富贵功名可致"。张正色答:"此等事讲他恁的,在小弟惟求速死而已!"朝廷议罪久不决,兵部最后说"解北恐途中不测,拘留虑祸根不除,不如杀之"——杀他的理由竟是留着太危险。临刑时他挺立待死,只说"若阵上交锋被获,死亦甘心;今如此,于心不服"。他不服的不是死,是死得不像一个军人。行刑时刀折为两截,观者大异。 四首诗里的心事 第一首"义旗纵横二十年"概括半生,"生比鸿毛犹买国,死留碧血欲支天"最硬:活着轻如鸿毛也要换国,死了留碧血也要撑天。第二首以"叠山迟死、文山早"自况——谢枋得死得太迟,文天祥死得太早,自己夹在中间,任青史评说。第三首用豫让吞炭、苏武吞毡、臣靡兴夏的典故,说一息尚存仍图存,"赢得孤臣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第四首"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想挽黄帝龙须、问鼎轻重,到头来只有螳臂挡车;"哭向秦廷那有人"用申包胥哭秦庭典,说自己连可哭的人都没有。这些典故的具体所指,历代注家也有异说,译文只作直译、标了存疑。 芜湖的一文钱 附记写他军纪之严:郑成功围南京时,张煌言一军抵芜湖。一兵买面,价四分,只付十文;店主告状,他问明后扔下蓝旗喝令"拿下去",说"我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当场斩了。商船数百跟着他,每船给一面白底黑边小旗,兵士望见就喊"这是船板张爷的船"——"船板"是部下给他的诨名,因为凡船坏了都找"张总管"。能写出"忠贞自是人臣事"的人,也必须能做到为一文钱斩亲兵;这两面,才是完整的张煌言。 存疑处 "陈上"疑为"阵上"之误;"闐"(阗)所指未明;"严光鼎"用典未详;典故历代解释不一;赵部院名未详。均按原文直译,未敢强解。 【沈廷揚殉節】 沈廷扬:懂海运的人,偏偏要死得有名 被搁置的海运策 沈廷扬字季明,崇明人,多智谋,好谈经世济民。崇祯年间因献海运策被任用,加光禄寺少卿。弘光(原文作"宏光")立,命他以原官督饷、供应江北诸军。他上疏请改海运百艘为水师、沿江招募训练、自统成一军作为长江护卫——这是一个极务实的方案,朝廷却不批复,只让他运米十万石去喂吴三桂的军队。弘光朝的许多亡国,不是没有方案,而是方案永远"不报"。 从舟山到鹿港 清兵下江南,他航海入浙;鲁王监国,加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浙、直,命由海道窥三吴。可当时田仰为相,忌他,他只好到舟山投靠黄斌卿。丁亥年(1647)松江吴胜兆将举事、向舟山送款,廷扬说"事机不可坐失";定西侯张名振慨然请行,邀他做向导。他坚持"兵至,必以崇明为驻札地"——这个老海运家对地形敏感:崇明是长江口的门闩,占了它,进可攻苏松,退可守海上。到了崇明,船泊鹿港;五更飓风大作,军士溺死过半,岸上清兵高喊"薙发者不死"。名振、张煌言、冯京第混在降卒中逃走,廷扬却不走。一场风暴,把"事机不可坐失"变成了"死机不可错过"。 "死必有名" 他叹道:"风波如此,其天意邪!吾当以死报国。然死必有名。"于是对游骑喊:"吾都御史,可解吾之南京。"——要死,也要死成一个正式被俘的都御史。这不是虚荣:只有以都御史的身份被押送南京,他的死才是一桩政治事件,而不是一场海难中的失踪。洪承畴与他有旧,派人劝剃发;他问"谁使汝来",答"经略",他立刻回:"经略死松山之难久矣,安得有其人!"这句是拿1642年松山之战说事:洪承畴在那场战事中降清,南明方面仍称他已殉难;沈廷扬以此堵死劝降者的口,也把自己的死钉在"不承认"三个字上。承畴知不可屈,他与部下十二人同日被刑;亲兵六百人斩于苏州娄门,无一降者,时人比之田横之士。田横是秦末齐王,其部下五百人听说他死,全部自杀;六百亲兵无一人降,确实配得上这个比喻。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写沈廷扬,着墨最多的是他的"有用"与"无用":他会海运、懂地形、有方案,可方案"不报";他终于等来一次机会,却被一场飓风毁掉。他不能像张名振那样逃走,因为他是那个提出"必以崇明为驻札地"的人——他得为这个判断负责。所谓"死必有名",就是要把一场打败仗的死,变成一次有名义、有观众的死。南明许多臣子的结局,都是这样把失败转换成意义的。 存疑处 "宏光"即弘光(福王朱由崧);右佥都御史为都察院属官;"总督浙、直"之"直"指南直隶;"加光禄寺少卿"的加官性质原文未详;田仰为鲁王政权阁臣;吴胜兆送款舟山之事他书记载有异同;"经略死松山之难"是南明方面的说法,与洪承畴实际降清的事实相冲突,原文如此,存疑并存。 ================== 卷十一 ================== 【=唐王始末=】 唐王朱聿键:从高墙里的囚徒到福州的隆武皇帝 这个人是谁 朱聿键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封唐王,封地在南阳(今河南南阳)。他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藩王:性情直率,爱写文章,动辄千言。可他的前半生很苦——父亲早死,祖父唐端王不喜欢他,两个叔叔又想夺嫡,他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能请朝廷赐下。直到端王去世,才由守道陈奇瑜、知府王之柱出面奏请,得以袭爵。后来他率兵勤王、擅自离开封地,被治罪囚禁在凤阳的"高墙"——那是明朝关押获罪宗室的地方。弘光帝即位大赦,他才被放出来,避乱到了浙江。 他怎样被推上皇位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渡江、南京失守。镇江总兵郑鸿逵、郑彩撤兵回福建,正遇上从河南来的唐王。郑鸿逵奉他南下福州,与张肯堂、吴春枝、黄道周、郑芝龙等议定,拥立他为监国。 这里有一场很值得玩的权力博弈。多数大臣主张:监国名义已经很正,先出关打几仗、尺寸略地,再称帝建号不迟;侍郎李长倩甚至上疏说"急出关、缓正位,示监国无富天下心"。郑芝龙也反对称帝,但他心里另有算盘——不想过早把名分定死,好留着操控的余地。只有郑鸿逵力主马上正位,理由很直白:"不正位,无以厌众心以杜后起。"结果采纳了郑鸿逵:闰六月十五日,唐王在福州即皇帝位,改元隆武。 登基那天的不祥之兆 故事最有意味的一笔在大典上。那天祭天,忽然狂风大作,拔木扬沙;回宫时,尚宝司卿(掌玺之官)的马受惊跃起,玉玺坠地,摔坏一角。史官写下这一幕,读者自然会想:这个从高墙里被放出来的皇帝,从坐上龙椅的第一天起,就踩在流沙上。他把福州改名天兴府,以布政司衙门为皇宫,颁诏两浙两广,又遥尊弘光帝为"圣安皇帝"——名义上接续了明朝的法统。 这一篇讲什么 附记引华廷献《闽事纪略》,补了一个极有画面的细节:唐王在京口(镇江)与郑鸿逵相遇,是"尘埃物色"——在乱军的尘埃里被认出来的。他手书传檄,先叙世系,再诉时局艰难,千言洒洒,被比作汉代好学的河间献王。"真主在尘埃中"的图景,和登基时坠地的玉玺放在一起看,格外苍凉:一个爱写文章、有学问的宗室,被群雄从尘埃里扶出来,仅仅是因为需要一面旗帜。 隆武政权后来只撑了一年多——郑芝龙降清,唐王死于汀州(后文另述)。本篇只写到登基为止,但那阵拔木扬沙的大风,已经把结局写在开头了。读这一段,记住两句话:一句是郑鸿逵的"无以厌众心以杜后起",一句是李长倩的"示无富天下心"。前者说出了拥立者的算计,后者道破了称帝的隐患——这个皇帝,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自由的。 为什么这场争论值得细读 把"监国"与"正位"之争拆开看,里面其实藏着三股力量。郑鸿逵代表军方:乱世需要一面明确的旗帜,名分不定,人心就不定,"杜后起"三个字说得直白——他怕的是再冒出第二个、第三个称帝的宗室。郑芝龙代表实力派:他不想让名分过早固定,因为名分一旦固定,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底,他就不好操纵;所以他也"固争以为不可",理由却冠冕堂皇。李长倩代表文臣的理想:他担心的不是谁当皇帝,而是天下人怎么看——急着称帝,等于告诉世人监国是想"富天下"。 而真正被这几股力量推上台的朱聿键,自己的声音反而最小。他从一个被禁锢高墙的罪宗,被郑氏在京口的尘埃里认出来,几天之内成了监国,再过十天成了皇帝。附记里那个"河间献王风"的比喻很关键:他像一个爱读书的宗室,而不是一个能号令群雄的君主。登基那天的大风与坠玺,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史官替读者说出的不安——一个人被推得太高,摔下来的风险也就最大。后来郑芝龙降清、唐王死于汀州,都从这一天的风里吹了出来。 【=鄭森入侍=】 郑成功入宫:一个"国姓爷"和他那个"老板"父亲 这个人是谁 郑森是郑芝龙的第四子。郑芝龙原本是盘踞东南的海上武装首领,后来接受明朝招安,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成了隆武朝最大的权臣。隆武帝没有儿子,郑芝龙把儿子送进宫里"入侍"——名义上是陪侍皇帝、以备养子之选,实际上是把自家人安插到天子身边。隆武帝赐他国姓朱,改名成功,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国姓爷"。 一个眼神就能读懂皇帝 这一段最传神的,是几个字:"隆武每意有所向,成功辄先得之。"皇帝心里刚有个念头,郑成功已经先揣摩出来,回去告诉父亲。于是朝廷上下没人敢唱反调,宰相一半出自郑氏门下——隆武帝的朝廷,其实成了郑氏的家族企业。"赐国姓"这件事,表面是天子的荣宠,实质是把最关键的近侍位置交给了权臣的家眷。 被割掉耳朵的何楷 反对者是有代价的。何楷因为朝班位次的事跟郑芝龙闹翻,请求辞官,半路上被"盗"割去耳朵;皇上下令追捕,却抓不到。读到这里很难不怀疑这"盗"究竟是谁派来的——原文只写"盗",不妨存疑,但信号已经很清楚:跟郑氏作对,没有好下场。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也因得罪郑氏而离去。一个朝廷的谏官用这种方式被"消失",说明常规的言路已经失灵。 一场"谁告的密"的测试 真正把君臣关系写透的,是最后一幕。有人密告郑芝龙专权,隆武帝当面责备他。郑芝龙勃然大怒,假装要辞职。隆武帝心里清楚:这个人靠不住,可自己拿他没办法。于是赶紧挽留,还补了一句:"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把告密者直接卖了出去。 这一句话等于告诉郑芝龙: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愿意交出告密者换你留下。郑芝龙于是暗中把这个人中伤掉。从此皇帝身边"无一同心,皆郑人矣"。 这一篇讲什么 这篇短文没有刀光剑影,却写出了隆武政权最致命的病根:皇帝是郑芝龙扶上位的,兵权、财权、人事权全在郑家手里;连皇帝想责备谁,最后都要看郑家的脸色。郑成功后来成为抗清名将、坚持到底,但在这个故事里,他首先是父亲放进宫里的一个耳目。读这一段要多留意"每意有所向,成功辄先得之"——一个能读懂皇帝心思的近侍,既是臂助,也是最方便的监控。隆武帝这样的处境,正是后来郑芝龙降清时他无力回天的底子;而郑成功后来能独力支撑,靠的恰恰是走出了父亲这道阴影。 这段话为什么写得这么短 全篇只有一百多字,却抵得上一篇政治报告。计六奇没有写郑芝龙如何跋扈的具体事例,只选了三个镜头:郑成功先揣摩皇帝心意、何楷半路被割耳、皇帝把告密者供出来。三个镜头层层递进——第一个说明郑氏已经渗入了皇帝的思维,第二个说明反对者会被物理清除,第三个说明皇帝本人已经放弃抵抗。 尤其要注意"宰相半出门下"五个字。宰相是朝廷的门面,一半出自郑氏门下,意味着决策层已经被掏空。隆武帝不是不想反抗,他曾当面责备郑芝龙;可他紧接着说"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把告密者推出去,等于自断耳目。此后谁还敢向他密报?"左右无一同心,皆郑人矣"——这不是抱怨,而是一份判决书:皇帝还坐在龙椅上,但朝廷已经不属于他。 读这一篇,可以把它和下一篇"杀鲁王使陈谦"连起来:隆武帝敢杀鲁王的使臣,却不敢动郑芝龙一根指头。他的怒气只敢朝着更弱的一方发,而真正的权力中心始终在郑家。这种"选择性强硬",正是末世君主最典型的姿态。 【=殺魯王使陳謙=】 陈谦之死:一封信里几个字惹出的血案 这件事的开头 鲁王朱以海在浙东监国,隆武帝在福州称帝,两边本是共同抗清的盟友。都督陈谦奉鲁王之命出使福建,带着行人林垐,到了福州城外却"趑趄不敢入"——他知道隆武帝对鲁王不满。陈谦与郑芝龙是老交情,先派人探问,郑芝龙回信说"我在,无妨也",两人才进城。 "皇叔父"三个字惹的祸 见面之后,陈谦呈上鲁王的信,信里称隆武帝为"皇叔父"而不称"陛下"。在隆武帝看来,这是鲁王不承认他的帝位、只把他当宗室长辈——正戳中他最敏感的地方。他勃然大怒,把陈谦、林垐下狱,交廷议处置;郑芝龙上疏求情,皇帝不听。 一段旧恩 陈谦为什么值得郑芝龙救?原来顺治二年(1645年)春,陈谦带着弘光帝诏书来封郑芝龙为南安伯,开券时发现把"南安"误写成"安南"。陈谦出了个主意:留着券书、换过诏书,顺便把伯爵升成侯爵。郑芝龙大喜,厚赠而别;走到半路南京就失守了。这份人情,郑芝龙一直记着。(至于"安南何以兼两广",原文费解,只能存疑。) 谁杀了陈谦 害死陈谦的,是一个叫钱邦芑的人。他自请召对,隆武帝还没听完就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他其实出自郑芝龙门下,却又最得隆武帝信任。他密奏说:"陈谦为鲁藩心腹,且与郑至交;不急除,恐有内患!"隆武帝信了。 有人赶紧告诉郑芝龙。他还很有把握:"刑人必经其门,临期救之更便。"谁知半夜宫中直接传出一张小纸条,把陈谦押到别处斩了。郑芝龙赶到时,人头已经落地。他伏尸痛哭,以千金百布厚葬,写祭文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用东晋王导的典故,自认间接害死了老朋友。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在篇末发了一大段议论,这是全篇的重心。他把形势比作战国:秦最强,苏秦合纵使天下安了十五年;后来秦攻韩、魏而齐不救,韩、魏一亡,齐、楚跟着完蛋。如今大清比秦还重,鲁王比韩、魏还弱,隆武帝即便不痛快,也该想想"同舟""唇齿"四个字,暂且大度优容、连兵共拒。否则鲁王必然投清,福建灭亡就指日可待。他还连举晋灭虢虞亡、秦灭韩魏而齐楚亡、晋灭蜀汉吴亡、八王之乱与刘石、元灭金而宋速亡等例子,都是同一个道理:内讧先亡,外敌后至。 陈谦之死,看似只是一封书信称呼之争,其实把隆武政权的两大死穴全暴露了:皇帝的猜忌——连盟友的使臣都不能容;郑芝龙的专权——他自信处决必经己手,结果皇帝绕过他半夜下条子。君臣之间、郑氏与鲁王之间都在互相提防,真正得利的,是江那边正在渡江的清军。记住那句"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它讲的不是哀怨,而是一个政治集团把朋友、盟友一步步算计掉之后,才发觉自己也没剩下什么。 陈谦这个人 计六奇没有把陈谦写成一个无辜的殉道者。他先镇守金华、衢州,又带着弘光帝的诏书去封郑芝龙——这本身就是弘光朝廷拉拢郑氏的一桩交易。券上"南安"误作"安南",他顺势给郑芝龙出了个"留券易诏、晋伯为侯"的主意,等于替郑氏向朝廷多要了一级爵位。郑芝龙"大喜,厚赠而别",这份交情是拿朝廷的名器换来的。 所以后来郑芝龙伏尸痛哭、以千金百布厚葬、写祭文自比王导,固然有真情,也有一层私心:陈谦是鲁王心腹,又是郑家旧人,他活着是两股势力之间的活证据;他一死,郑芝龙既欠了人情债,也失去了一个可以用来和鲁王通话的中间人。祭文里"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读起来像忏悔,也像自我开脱。 隆武帝这边同样不干净。他并没有直接下令杀陈谦,只是相信了钱邦芑的密奏;半夜那张"片纸",究竟是谁写的、经过谁的手,原文没有交代。计六奇只写"内传片纸"四字,留白极大——在一个皇帝无法控制自己朝廷的政权里,一张小纸条就能决定人的生死,这比谁下的手更可怕。 【=鄭芝龍降大清=】 郑芝龙降清:三天酒喝完,半夜就被押走 这个人是谁 郑芝龙是隆武政权实际上的掌权人。他原是海上武装集团的首领,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功劳不小;也正因如此,清军非常清楚他的分量。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失守后,清朝派御史黄熙胤(晋江人,与郑芝龙同乡)招抚福建。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位"拥立皇帝的人"如何一步步走向降清。 他为什么动心 一开始郑芝龙就"密遣使,微行通款"——偷偷派人去接头。后来汀州、漳州都降了,只剩他守着安平,军容依然显赫,战舰齐备,炮声震天。他迟迟不迎清军入闽,有三个算盘:一是先前撤了仙霞关守兵、一箭未放,自以为有大功;二是两广旧部归他,投降可得两广总督;三是怕清廷追究拥立唐王之罪。 清军统帅贝勒摸透了他的心思,先派同乡郭必昌去探话。郑芝龙说:"我非不欲忠于大清,恐以立王为罪耳。"——这不是拒绝,是讨价还价。恰好清将韩固山逼近安平,郑芝龙发火:"既招我,何相逼也!"贝勒立刻责备韩固山,令其退兵三十里,又派内院二人送信,信里说得极漂亮:我重将军,正因为你能立唐王;人臣事主该尽力,力尽不敌天意就"投明而事",才是豪杰;你不辅立,我要你何用?两粤未平,"闽广总督"的印已经铸好等你。 最贵的一顿酒 郑芝龙动了心,但仍犹豫。子弟劝他入海,引《老子》"鱼不可脱于渊"——海上才是郑家的江山。可他田庄遍布闽广,执政以来增设庄仓五百余所,"驽马恋栈",舍不得这份家产,终于上了降表。经过泉州时,他大肆宣告、夸耀投诚之功,还拿着贝勒的信招摇,求官者跟他讨价还价——把他那种又得意又功利的神态写活了。 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到福州见贝勒,握手言欢、折箭为誓,连喝三天酒。到第三天夜半,清军忽然拔营,把他挟持北上。随从五百人分营看管,不许通家信。他当面写家书,句句嘱咐"无忘大清朝大恩"。还惦记儿子们:"子弟多不肖,今拥兵海上,倘有不测,奈何?"贝勒的回答冷得像冰:"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 这一篇讲什么 郑芝龙以为自己是去"投明主、建不世之功"的,实际上是被当作一件战利品押走了。他到北京后只得到一个"奉朝请"的闲职;而儿子郑彩、郑成功和弟弟郑鸿逵等率部入海,攻破漳、泉诸县,占据建宁,使福建邮路断绝。顺治五年(1648年)夏清军再入闽,郑兵遁入海上,此后成为长期边患。 故事的讽刺在于:郑芝龙用自己的投降换来了"鱼脱于渊"——他离开海就什么都不是;子弟留在海里,反倒成了清廷几十年平不掉的难题。计六奇写他"夸投诚之勋""得官者就议价",写他半夜被挟持、当面作家书,都是让读者看到:一个把身家性命押在算计上的人,最后算掉的正是自己。记住贝勒那句"若将军不辅立,吾何用将军哉"——清廷看重的从来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能"立王"的本事;本事没了,利用价值也就没了。 贝勒那封信的门道 清军统帅给郑芝龙的信,是一篇很讲究的诱降文字。它先抬高对方:"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你拥立过皇帝,说明你有能力,我因此看重你。接着把"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说成豪杰之举,等于替郑芝龙降清找好了台阶:你不是背叛,你只是识时务。最后抛出实利:"两粤未平,铸'闽广总督'印以相待。"名分、台阶、实利,三样齐全。 郑芝龙果然"得书,大悦"。可他万没料到,自己看重的每一样,对方都只当作诱饵。贝勒口中的"能立唐藩",换个角度就是"你既然能立,也能卖"——清廷要的正是他手里那张牌,而不是他这个人。等他一到福州,三天酒喝完就被挟持北上;所谓"闽广总督"的印,再也没有下文。 子弟那句"鱼不可脱于渊"是全文最有远见的话。郑芝龙不是不懂,是舍不得——田园、庄仓五百余所,都在闽广陆地上。他把这些看成家业,清军却把它们看成拴住他的绳。等他发现"北上面君"其实是软禁时,已经太晚;他还能惦记海上子弟的安危,可贝勒那句"此与尔无与",已经把他和郑氏集团彻底切开。 【=鄭成功入鎮江=(1)】 郑成功攻镇江:两千年一见的"水中皇帝"把铁骑砍翻 这个人是谁 郑成功原名郑森,郑芝龙第四子,被隆武帝收为养子、赐国姓朱。父亲降清被羁留北京(后遇害),他率部入海,以舟山、四明一带为根据地。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第一次大举入长江,刚开船就遇飓风,坏船上千,只好退回。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他再率十万兵北上——这是南明反攻最盛的一次。 一场奇怪的"阅兵" 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郑军在金山祭天、祭地、祭太祖与先帝:十三日全军红装,"望之如火";十四日全黑,"望之如墨";十五日全白,"望之如雪"。祭毕高呼"高皇帝"三声,全军痛哭。这不像打仗,更像一场告祭天地祖宗的誓师。三天的红、黑、白,把"光复"二字的分量摆到了长江水面上。 清军的"万里长坝"怎样被水兵拆掉 镇江到瓜洲十里江面,清军用巨木筑坝、覆土可以跑马,两侧木栅、江心列炮,用大索牵住坝两端,费钱百万。郎廷佐亲自祭江才把被潮水冲断的坝筑成。郑军的打法极聪明:先派四艘蒙白絮、装黑泥的船诱惑清军开炮,清军昼夜炮击五天,"不伤一艘";船上的水兵则潜入水中砍断江坝。等炮火将尽,二千三百艘船一齐通过,"莫有遏者"。十七日攻瓜洲,郑兵站在水田里砍马腿,大败清军骑兵。 "水中皇帝"与铁甲骑兵的对决 最精彩的段落是两军对阵。南京派洪承畴麾下罗将军的铁骑千人,铁甲如雪,扬言"这些海贼,不够我杀"。可三伏天里,清军在江边露宿三日三夜,又热又饿,连炒米都吃不下,一士兵说从前当流贼时临阵吃"牛粉"就不饿。郑军则以"三人一伍":一人持团牌遮两人,一人砍马,一人砍人;还有"滚被"战术——用厚棉被遮箭,卷被滚进砍马足。清军骑兵照旧"退数丈、加鞭突前",却撞上"屹然不动""望之如堵"的郑军。三退三进之后,郑阵一道大炮击死千余人,前五队骑兵被围歼。管效忠的马头被砍落三次,他三次换马;郑将见其勇健想生擒,才放他逃走。他出兵四千,只剩一百四十人,叹道:"吾自满洲入中国,身经十七战,未有此一阵死战者!" 这一篇讲什么 接下来的场面更具讽刺:管效忠隔江喊话"从来只有马上皇帝,岂有水中皇帝?上来决战",结果自己的八卦阵被郑军变成"长蛇阵"包了饺子;蒋国柱逃到丹阳,百姓闭门不纳,半夜叫城,太守赵琪不信"这时候哪会有都爷来"。最后镇江知府戴可立在城上议降,哭了一夜,率百姓出城投满帽、剪辫子;郑成功对他仍授太守之职,登城设防,二十八日留兵四千守城,自率大军向南京进发。 读这一篇要记住两处细节:一是清军炮击五日"不伤一艘",二是管效忠的"马头三落、三跃以避"。前者写出郑军水战之精,后者写出清军陆战之悍;两强相撞,胜负在一瞬间。而那句"若辈苦十六年矣"——你们苦了十六年了——正是郑成功为这座城带来的第一句话。至于他后来围南京失利、退回海上,那是下一篇的事了。 一个被忽略的细节:郑军的"纪律" 这场仗里,郑成功军队的编组写得极细:五十人为一队,五色旗、蜈蚣旗、狼烟、铳、大刀依次排列,另有滚被、团牌、挨牌;一人敲鼓、头插小旗,"鼓声缓则兵行亦缓,鼓声急则兵行亦急"。这不是临时拼凑的义军,而是一支有号令、有阵法、有分工的军队。清军轻视他们"多步卒",恰恰栽在这个轻视上。 还有一处对照很值得玩味:郑军用三天时间,以红、黑、白三色祭天、祭地、祭太祖与先帝,全军痛哭;清军则在酷暑雨中露立江边三日三夜,饿得连炒米都咽不下,一个老兵念叨从前的"牛粉"。一边靠仪式凝聚人心,一边靠旧习维持体力;一边是有信念的攻击,一边是被拖垮的防守。胜负其实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倾斜。 至于管效忠那句"从来止有马上皇帝,岂有水中皇帝乎",看似豪语,实是败者的自我安慰——他急于把郑军诱上岸,用骑兵决胜;而郑成功偏偏不上当,始终以水师制陆师。所谓"水中皇帝",正是这支军队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变成了旗帜。 【=鄭芝龍降大清=】 郑芝龙:折箭为誓之后,三天酒与半夜拔营 一个同乡御史与一封信 清朝派招抚福建的,是御史黄熙胤——福建晋江人,与郑芝龙同乡。这条人脉是关键:招降从来先从熟人做起。起初芝龙密遣使者乔装通款;汀州、漳州都降了,唯独他守着安平(今福建南安安海),军容烜赫、战舰齐备、炮声震天。前派的使者消息未回,他犹豫着不敢迎清军入境。他自恃先撤了关隘守兵、一箭未发,算大功;又想着两广属部下,归顺可得两广总督。 贝勒的诱饵 贝勒(征闽清军统帅,原文未具名)找泉州乡绅郭必昌去劝,芝龙说:"我非不欲忠于大清,恐以立王为罪耳。"——他怕的正是拥立唐王(隆武帝)这笔账。恰好韩固山(固山为满语"旗",其具体身份待考)逼近安平,他怒道"既招我,何相逼也";贝勒立刻责备固山,令退三十里驻军,并派内院二人持书来。信写得极会说话:"我之所以重将军,是因为将军能立唐藩。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不世之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立,吾何用将军哉!"——先赞他拥立之功,再暗示"你不辅立,你就没用了",最后抛出铸好的"闽广总督"印。芝龙得书大悦。 鱼不可脱于渊 子弟都劝他入海:"鱼不可脱于渊!"不愿降。可他的田园遍及闽广,执政以来增设庄仓五百余所;驽马恋栈,他不听。经过泉州时,他大张告示夸耀投诚之功,还拿着贝勒的信招摇,想做官的人就来议价——把投降做成了一笔批发生意。十一月十五日到福州谒见贝勒,握手极欢、折箭为誓,设酒痛饮。喝了三天,半夜清军忽然拔营,就把他挟持北上了。随从五百人被分到别营,不许相见、不许通家信;他当面写几封家书,都嘱咐"无忘大清朝大恩"。他又对贝勒说:"北上面君,乃龙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拥兵海上,倘有不测,奈何?"贝勒答:"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你儿子的事,与我无关,也不在我考虑之内。这句话才是真正的刀。 父亲的结局与儿子的去向 芝龙走后,郑彩、郑鸿逵、郑成功都率部入海,张肯堂、沈犹龙等往舟山依鲁王,只有郑芝豹奉母留在安平。他到京后授"奉朝请"的闲职。郑彩、郑成功又攻入漳、泉,汀、邵并乱,据建宁阻闽邮;戊子年(1648)夏清军再入闽,破建宁、抵漳泉,郑兵尽遁入海,后来成了清朝的边患。父亲用一身换了三百里安稳,儿子们却把整个东南沿海变成了战场。 存疑处 "关兵"所指未详,或指仙霞关一线;韩固山、"内院二人"具体身份未详;"年谊"指旧交,具体关系未明;"芝豹"为郑芝龙之弟;"奉朝请"是定期朝见的闲职;"戊子夏"为顺治五年(1648)。均按原文直译。 【=鄭成功入鎮江=(1)】 郑成功入镇江:红、黑、白三色祭天,与一场铁骑的覆灭 从四明州到金山 郑成功原名郑森,芝龙第四子;隆武帝养为嗣子、赐国姓朱,改名成功。顺治丙戌(1646)芝龙降清被羁北京,成功率众入海驻四明州(今浙江宁波);听说父亲被杀,引水师袭温州、台州等四郡(原文只举温、台,存疑),马信等降。江南震动,清军把沿江数百里港门填塞以便骑兵通行。戊戌年(1658)他谋入长江,刚发炮就遇飓风、坏船千计,退回。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五月十三日,他率兵十万来攻——原文写"入寇",是站在清朝立场;披甲能战者仅三万,其余是火器兵,每一甲卒配五火卒,都布裹头、赤脚,用六尺长刀、长枪、团牌。六月十三日泊金山祭天,旗盖袍服皆红,"望之如火";十四日祭地及山河江海诸神,皆黑,"望之如墨";十五日先以吉服祭明太祖、再以缟服祭先帝,皆白,"望之如雪"。祭毕大呼"高皇帝"三声,全军泣下。三种颜色,是三种誓:红为喜庆与血,黑为天地与幽冥,白为亡国之丧——他把祭天、祭地、祭祖做成了一场视觉的动员。 五天炮击与十里长坝 镇江到瓜洲江面十里,清军用巨木筑坝截断江流,宽三丈、覆土可驰马,两侧木栅有射击孔,炮石盘铳星列江心,用大索牵坝两端,费金钱百万。坝成即被潮水冲断,南京部院郎廷佐亲自祭江才重筑。新任操江朱衣助守瓜洲。六月十五日,海舟二千三百泊焦山,先遣四舟,外蒙白絮、内载乌泥,扬帆而上诱炮。清军昼夜发炮,声如轰雷,三百里可闻;连发五天,竟不伤一艘。海船忽上忽下,一是耗敌炮矢,二是水兵藏船内、近坝即入水砍断。十六日度炮将尽,全舟通过镇江,无人能拦。十七日攻瓜洲,郑兵立于两旁水田砍马腿,大败清军;朱衣助在北门察院发令求援,左右忽报"海贼至矣",话未说完就被两人挟去见成功,好言安抚后放还。 银山下的死战 镇江告急,南京发洪承畴麾下罗将军铁骑千人赴援,口出大言"这些海贼,不彀吾杀"。苏、常四郡兵畏敌如虎,见京军愿打头阵甚喜;九队共一万五千人,马居一半。京军骄躁急战,海舟却忽上忽下、佯为畏避,清军随走三日三夜,露立江边,酷暑多雨、雨后蒸热,甲内不可忍,送饭吃不下、送炒米也吃不下,兵说"两日不食矣"。郑兵前队长枪、次团牌,第二阵倭铳;"滚被"二人持厚棉被遮箭,箭过即卷被持刀滚进砍马足,三人一伍:一人持牌、一人砍马、一人砍人,一刀能把铁甲军马劈为两段——铸刀时百名铁匠挨次递打,故特别锋利。清军三却三进,郑阵如山;一将举白旗一挥、兵分两旁伏地,清军以为要逃,驰马突前,忽发大炮击死千余,余军惊溃。管效忠备多马,刀至即避,马头三落、三跃换马,郑将见其勇健想活捉,故未下杀手。他败走银山,又走山上。二十二日他隔江喊话:"从来只有马上皇帝,岂有水中皇帝乎?上来决战!"结果在杨篷山菜园被周都督一阵拿下:王大听中箭,周都督连中三箭仍冲入阵;八卦阵变长蛇阵,击首应尾、击尾应首,把清军围住。效忠取旗自负而返,部下见之俱退;出兵四千,只剩一百四十人,叹"吾自满洲入中国,身经十七战,未有此一阵死战者!"蒋国柱逃到常州,半夜叫城,太守赵琪不信"这时候哪会有都爷来",让王总镇登城望见才开门;他疲惫已极,不等卧具就睡在门边。 一座城的剪辫 镇江守将高谦、太守戴可立在城上列炮,郑将马信驰城下大呼"速速献城,迟则屠矣!今外兵已杀尽,请观杨篷山!"守者大惧,乡宦笪重光、张九微痛哭力争不可,戴可立哭了一夜,撤守城兵。次日率二十人、百姓五十人出城,行至桥上,各把满帽投河、剪去辫发入见。成功问"汝是戴太守乎",仍命为太守;又对百姓说"若辈苦十六年矣"。镇江城三千七百垛,发兵三千七百人登守;成功穿葛布箭衣、暗龙二条,戴边帽、红靴,封福建延平王,军中称"王爷"。二十四日送纱帽三顶入城:高谦挂将军印、银五百两,戴可立三百两,知县任体坤一百两;二十五日众官入见皆去辫,兵民解发戴网巾棕帽,下午市肆大开;二十八日启行往南京,留兵四千守镇江。 存疑处 "袭温、台四郡"只举二郡;"先帝"所指未明;"十三曰"当为"十三日";"淮抚亢得时"的具体辖区未详;"铁面头子"即铁面具;王大听中箭"者三"为三次;"成功封福建延平王"是事后追述。均按原文直译。 【=廈門大捷=(1)】 厦门大捷:一篇战报里的海上争夺战 这一篇不是史家叙述,而是一封原封不动的战报——靖南王耿继茂与闽浙总督李率泰联名呈给康熙皇帝的奏疏。时间是康熙二年(1663)十二月,内容则是当年十月到十一月清军攻取厦门、金门的经过。读这篇,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当成御案前的皇帝,看两位封疆大吏如何用密密麻麻的数字、地名和战果,把一场硬仗讲成「犁庭扫穴」的赫赫武功。 战报的骨架很清楚:陆路两路——耿继茂从泉州走浔尾,李率泰从漳州走嵩屿;水路两支——泉州水师由提督马得功率自围头出发,漳澄水师由施琅率自海门出发,另有荷兰夹板船配合。十月初五两军抵浔尾,与厦门高崎隔海对峙。初六中午,郑经(文中称郑锦)、周全斌率大船队往来炮击;当晚又派精锐千余人乘夜偷渡,直扑游击史定国的营盘,双方在垛台上「相对砍刺」。这一夜的混战写得很具体:火炮弓箭齐发,史定国带甲兵杀出营门,王大用督兵策应,贼兵中箭中炮、落水溺死的「难以计数」——因为潮水涨了,尸首都被冲走。这是全篇少有的、不带夸饰的现场感。 重头戏在二十一日的总攻。清军先于十九日在金门乌沙头击退黄廷的百余艘大船, 二十日郑经、周全斌亲自督战,从辰时打到酉时(早七点到晚七点),才退回厦门港。二十一日凌晨,两路兵马衔枚夜渡,抢岸同登,在厦门草安山会合,长驱直入厦门城;水师则出鼓浪屿,以五十条快捷炮船为先锋,会合荷兰夹板船夹击。守军见「马步大兵蔽岭而下」,顿时惊溃,争相上船,来不及上船的散伏山洞。郑氏水师退泊浯屿,尚有七八百条大船,蜂屯蚁聚——清军并没有一举全歼,战报也承认对方「狡谋复逞」,最后靠炮火夹击才逼其退到浯屿之外,乘夜逃往铜山、南澳。 最值得注意的是篇中对荷兰人的处理。清方称其首领为「出海王」,率夹板船助战,是这场战役的关键变量:早在十九日的金门海战,夹板船就「首尾击应」;二十一日攻厦门,又是它「控扼海面」;战后还特许它暂留浯屿修船。这是 十七世纪东亚海域的现实——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保住台湾的商业利益,选择与清廷结盟对付郑氏。可战报在论功时只淡淡一句「荷兰出海王助顺宣劳,均应叙录」,把这段微妙的国际合作关系轻轻带过。作者计六奇把整封奏疏照录,不加按语,让读者自己去看。 战报的结尾同样耐人寻味。攻下厦门、金门后,按理应「请旨定夺」,可耿继茂等以「自闽至京往返计三阅月,内地重兵不宜久驻海岛」「挽运为艱」为由,自行决定把贼垣房屋尽行拆卸焚毁。也就是说,他们先斩后奏,把两座岛烧成白地再上报——这正是战时前线将领的惯常做法。奏疏末尾照例是一片谦辞:「臣等职任封疆,何敢言功」,又申明「仰慰宵旰于万一」。这些套话与前面精确的战果数字并置,恰是传统军报的双面:一面是实打实的军情,一面是精心打磨的政治修辞。 本篇还附了一串将官履历(徐成功、史定国、陈一明等),从辽东、陕西到江南、山西,几乎是一幅清初八旗与绿营军官的来源图。其中「摆牙喇参领」「阿达哈哈番」「拜塔喇布勒哈番」等满洲官爵名,都是清朝入关后八旗制度的遗存。这些看似枯燥的名单,其实是战报的一部分——战报要叙功,叙功就得列名,列名就得连籍贯字号一并记上。至于文中「合{舟周}」「赶{舟曾}」等生僻字,是「舟」旁加字的船名,原文如此,译文照录并加注;汪元勋、江元勋前后不一,原文未能确定是否同一人,也已标明存疑。 稿末的第二封短疏,则记十一月初四王进功在云霄设伏、诱敌深入、擒斩数千、生擒伪总兵纪凤的战果。两封奏疏合起来,构成了一份完整的「厦门大捷」战报:先破厦门金门,再扫云霄残寇。至于郑氏集团此后退据铜山、南澳,又辗转台湾,那是后话了。 ================== 卷十二 ================== 【永明王始末】 永明王朱由榔:母亲说"我儿仁柔",大臣偏要他当皇帝 这个人是谁 朱由榔是桂恭王朱常瀛的幼子、明神宗万历帝的孙子,封永明王。恭王原封在湖广衡州,因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作乱,迁到广西梧州;恭王死后,由榔还在服丧。隆武帝在福州时曾对群臣说:"永明是神宗嫡孙,宗支虽最疏远,我没有儿子,日后当传给他。" 一场"该不该立"的争论 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福州陷落、隆武帝殉国。两广官员在肇庆开会讨论监国人选: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广东巡抚王化澄、广西巡按郑封、肇庆知府朱治憪、广东总镇严从云、锦衣卫佥事马吉翔、太监庞天寿等;阁学兼兵部尚书吕大器从福建赶来,原兵部尚书李永茂因守丧也到了。瞿式耜首先发言:监国应选永明王,他贤明,又是神宗嫡孙,应当立。 但永明王的太妃王氏泼了一盆冷水:"诸臣何患乎无君!吾儿仁柔,非拨乱才;愿更择可者。"——这句话几乎成了预言:一个仁厚柔弱、缺乏决断的人,被推上乱世的皇位。丁魁楚等坚持请求,十月初十日在肇庆监国,十四日即皇帝位,仍称隆武二年,以明年为永历元年,改肇庆府署为行宫。 新朝的第一批安排 新政权的人事很快铺开:丁魁楚、吕大器为大学士;瞿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阁学,掌铨选;丁魁楚兼戎政,吕大器兼中枢。李永茂请求服满丧期,不肯任职。表面上有模有样,然而《粤事记》记下了另一面:肇庆离广州只有四百里,拥立时竟没有一封信知会广州;三司及各属官在新君立后,也不颁新天子诏书。元勋老臣忙的是卖官鬻爵、挑肥缺;至于在羚羊峡外设防、守住广州、防御梅岭这样的军国大事,根本顾不上。 这一篇讲什么 这篇短文写的是一个国家的"开场"。守卫广州、防备梅岭这些要紧事被搁在一边,卖官择腴却忙得不亦乐乎——南明政权从建立第一天起,重心就不在打仗,而在分官位。下一篇瞿式耜反复劝谏"草昧之初,惟养圣德、修纪纲、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来贤俊为首务",正是针对这种局面。 太妃王氏那句"吾儿仁柔,非拨乱才",和后来永历帝十六年流亡、受制于孙可望、最终死于吴三桂之手的结局,恰好前后照应。读这一段要记住:永明王不是自己想当皇帝,而是被丁魁楚等人"请"出来的;一个被推上去的人,往往从一开始就欠着推他的人一笔债——这笔债,后来要整个南明来还。 为什么两处记载要放在一起读 本篇的正记与《粤事记》的引文,其实也不是完全同一视角。正记列出的是拥立会议上的"决策名单":丁魁楚、瞿式耜、王化澄、郑封、朱治憪、严从云、马吉翔、庞天寿,加上吕大器、李永茂——这里有总督、巡抚、巡按、知府、总镇、锦衣卫、太监,几乎把两广军政与宫廷内廷一网打尽。《粤事记》要揭的则是"执行层面":三司属官不颁诏、元勋大老鬻爵择腴、连广州和梅岭的防务都顾不上。 把两份记载叠在一起,画面就完整了:一群人忙着把新皇帝扶起来、把官位分下去,却没有一个人去问广州怎么守、梅岭怎么防。肇庆到广州只有四百里,按当时的交通不过几天路程;拥立之日竟"无一函商及",新朝的诏书也不往外发——这不是疏忽,而是他们心里只认眼前这一亩三分地。 篇末那一串小传也不是闲笔。丁魁楚、王化澄、郑封都是进士出身,朱治憪是举人,严从云封靖江伯,马吉翔、庞天寿是内廷近侍——把这张名单读完,就会明白所谓"两广会议"其实是军、政、宦三方的一次分赃。瞿式耜的名议再正,也挡不住"内外局惟魁楚主裁"。新朝从第一天起就埋下了内斗的种子。 【王坤擅改諸臣】 王坤与瞿式耜:一个新朝的"人事权"之争 这个人是谁 王坤是明末北方宦官。南京失守后他跑到福建,隆武帝把他赶走;到了永历朝,他又被起用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职位掌"批红",即代皇帝在奏章上批示,是宦官干预朝政最关键的位置。瞿式耜则是永历朝少有的正直重臣,本篇几乎就是他一个人跟王坤争夺"谁来用人"的记录。 第一炮:草昧之初该做什么 瞿式耜开局就上疏,给新朝列了一份"首要任务清单":养圣德、修纪纲、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来贤俊。七件事,核心只有两个字——人心。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件都跟这张清单相反。 内批与斜封墨敕 户部郎中周鼎瀚,宫中一纸内批就改任给事中;瞿式耜力争,不听。广东巡抚王化澄升粤督、代林佳鼎、升至兵部尚书,也都是内批。瞿式耜说得很重:"化澄诚贤,有廷论;斜封墨敕,何可为例!"——人也许不错,但绕过吏部、由宫中直接下条子任命,就是坏了制度。"斜封墨敕"是唐代典故,指不经正规手续的"斜封官";瞿式耜把永历朝的任命比作这个,等于直指宦官乱政。 一条独立的官员链条 李永茂守丧期间被晋为大学士,只管经筵、不入阁办事。他推荐了十五省十五位人望,王坤打开一看很不高兴,接着就把山西道御史刘湘客斥罢。李永茂愤怒地说:"斥湘客者,斥茂也!"——荐人是公事,你罢我荐的人,就是罢我。当天解舟离去。 瞿式耜紧接着上疏:"大臣论荐,新朝盛事;司礼辄去取其间,无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这句话点出要害:若任免之权握在司礼监手里,大臣还怎么安心?王坤不甘示弱,又推荐数十人。瞿式耜再顶回去:"司礼抑人不可,荐人更不可!"——压制人不行,推荐人更不行;宦官哪一种都不该干。 这一篇讲什么 后面的事更让人窒息:吏科都给事中刘鼒等弹劾王坤"内臣不得荐人",永历帝反而发怒斥逐他们,靠瞿式耜力挺才复职;御史童琳弹劾都御史周光夏乱了台规,被判廷杖,也是瞿式耜救下的;方以智升中允、刘湘客改经筵讲官,王坤不高兴,刘湘客怀疑弹劾王坤的疏出自方以智之手,方以智只好放舟而去。 一篇短文写了五六起人事冲突,结果几乎都是:王坤不高兴,正人离去。读这一篇,记住瞿式耜那两句——"司礼抑人不可,荐人更不可"和"斜封墨敕,何可为例"。它们讲的是同一个道理:新朝最稀缺的不是官位,而是规则。规则一破,贤者一个个"解舟去""放舟去",朝廷就只剩一具空壳。永历朝后来的种种掣肘,在这篇里已经埋下了根。 王坤的另一面 值得说明的是,王坤并非只会逢迎。他后来也"疏荐海内硕望数十人",荐的还是有声望的人。瞿式耜却连这个也要反对,理由是"司礼抑人不可,荐人更不可"。这句话乍看不近人情,实则抓住了制度要害:宦官的本分是传达命令,不是参与用人。一旦他荐人被默许,将来他压制谁、提拔谁,就都成了"惯例";今天荐的是贤者,明天荐的就是私党。 永历帝在这场冲突里的表现尤其耐人寻味。刘鼒等弹劾王坤,他"怒,斥逐鼒等";瞿式耜力争,才得复用。童琳被判廷杖,也是瞿式耜救下的。可见皇帝并非完全不能作主,他只是把腰杆用在了错误的一端——宁可得罪言官,也不愿得罪司礼监。这跟下一篇"杀鲁王使陈谦"里他敢杀使臣、不敢动郑芝龙,是同一种逻辑:对上软弱,对下强硬。 方以智的离去最让人惋惜。他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升中允不过是个闲职;只因刘湘客疑心弹劾王坤的疏出自他手,他就"放舟去"。一个朝廷容不下一个写文章的士人,却容得下一个秉笔的宦官——这篇短文真正让人心凉的地方,就在这里。 【永曆至梧州】 永历帝奔梧州:一条船上的朝廷,和两种记载的谜 这件事的开头 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初一,永历帝在梧州的船上过年——去年腊月二十五日,李成栋亲自攻下肇庆,他仓皇逃到这里。随行的人少得可怜:正文说"止式耜一人",可《粤事记》却列出一长串名字:王化澄、吴炳、方以智、吴贞毓、唐諴、程源、吴其雷、洪士彭、马吉翔、庞天寿等。这不是谁记错了,而是记的时间点不同。 一场追逐 李成栋的正月攻势很猛:十六日克肇庆,派杨文甫、张月取高、廉、雷三郡,二十九日一鼓作气入梧州;广西巡抚曹晔出降,属官纷纷纳印。南雄、韶州也报捷,又派阎可义赴琼州。永历帝这边已经乱了:丁魁楚被武官苏聘迷惑,从梧州逃往岑溪;王化澄逃往浔州;李永茂、晏日曙、田芳、郑封等听说皇帝出奔,躲进博白深山。一座座城池易手,一行官员四散,正是"朝廷"二字最具体的样子。 船上办公 真正还在办事的只剩瞿式耜和朱治憪——他们留在肇庆筹划守御,直到城破才抵桂林。梧州知府陆世廉拿库银雇纤夫,准备把皇帝的船溯府江拖去桂林。元宵之后,船行途中,永历帝拜方以智、吴炳掌军务。这个朝廷,是在逃难的船上办公的:没有衙门,没有朝班,只有几道随手下达的任命。 为什么要辨析两种记载 计六奇特意写了一段考据:正文说"式耜一人从行、化澄走浔州",是肇庆到梧州那一段;《粤事记》说"化澄等从行、式耜犹留肇庆",是梧州将奔桂林那一段。两者都在肇庆失守之前;肇庆一失,瞿式耜才到桂林。这种辨析,是《明季南略》作为史书的认真之处——同一份"随行名单",其实对应着两个不同的时刻,若不细心,就会误读成前后矛盾。 这一篇讲什么 篇末那一长串小传里还有两个"存疑"值得记住:正文写"知府陆梧廉",小传写"陆世廉","梧"字大概是抄刻时多出来的;正文写"吴其雷",小传写"吴其諴",名字对不上,只能两存。读古籍遇上这种地方,最好老实说"待考",不要替古人改字。 而这一篇真正的看点,是那个反复出现的画面:正月初一,皇帝在梧江船上"免朝贺"——没有百官朝拜,只有一条船、几个随从、一笔雇纤夫的钱。一个王朝的元旦,就这么在水面上过去了。瞿式耜留在肇庆的背影,和船上"拜方以智、吴炳典枢务"的任命,恰好构成那个年代的两面:一面是有人还在守城,一面是朝廷已经在逃。记住那句"随行者,止式耜一人"——它说的不是一个人忠诚,而是一个政权还剩多少人。 从这篇看永历朝的"行在" "行在"就是皇帝临时驻跸之处。本篇里的行在一艘船上:正月初一"免朝贺",知府拿库银雇纤夫,把船往桂林拖。随行官员的官名倒是一个比一个堂皇——总宪、大司农、宫詹、文选、大金吾、司礼监——可这些头衔挤在一条船上,反而显得格外空。官名越齐全,现实越寒酸,这是南明史料里最常见的反差。 李成栋的攻势则把另一面写得清清楚楚:十六日克肇庆,二十九日入梧州,高、廉、雷三郡望风而降,南雄、韶州报捷,又分兵趋琼州。清军是一路推进、层层接管;永历朝是一路后撤、层层失守。两相对照,"克取""报捷"与"出降""走岑溪""走浔州"这些动词,把双方的主动与被动写得明明白白。 本篇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的伏笔:瞿式耜"犹留肇庆,同朱治憪为守御计"。正是这个人,在皇帝已经上船逃命的时候还在守城;也是这个人,后来在桂林城破时与张同敞一同死难。读"随行者,止式耜一人"时,不要只看到随从之少,还要看到他把"随行"理解成了另一种意思——不是跟着皇帝走,而是替皇帝守住该守的地方。 【李成棟斬丁魁楚】 丁魁楚:四十年宦囊,一夜之间成了别人的战利品 这个人是谁 丁魁楚(?—1647)是永历朝的大学士,拥立永历帝朱由榔的头号"定策元勋"。顺治三年(1646)隆武帝死后,正是他联合瞿式耜等人在肇庆拥立桂王监国,又推上皇位。可这位开国功臣的名声一直不好——贪财、怕死、首鼠两端。本篇写的,就是他怎样被自己那颗贪心一步步送进死局。 一笔提前下的赌注 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十五日,清军攻破广州,绍武政权覆灭,永历帝仓促出奔。丁魁楚得到消息最早,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护驾,而是秘密派出亲信,带上黄金三千两和相当数量的珍宝,去贿赂清军将领李成栋。这笔"先期投资",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 他为官四十余年,搜刮的钱财装了四十艘大哨船。永历帝出奔时,他不跟着走,却把船停在肇庆过年;次年正月移船到岑溪(今广西岑溪),在城中修起茅屋住下,名义上是"等候广州消息",实际上是不肯上岸——他在等李成栋的回音,等一个既能保命、又能保住家财、还能继续做官的"招安"机会。 相见恨晚 顺治四年(1647)二月,亲信终于带回李成栋的亲笔信:"何不早言,正欲邀尔主仍为两广军门。"意思是:怎么不早说?我正想请你主人继续做两广总督。丁魁楚大喜过望,立刻顺流东下去见李成栋。 李成栋的表现堪称"影帝级":先上行五里迎接,握手叙旧,相见恨晚;听说丁魁楚三个儿子死了两个,特意先问起存活的长子、致以慰问;夜里设宴,礼数周到;酒酣之际,指着岭南说"东南半壁,惟某与老先生撑持",又说次日是吉日,请他再代理两广总督,把总督的旗牌、符纛和旧敕书统统亲手交给他。这一切换来的,是让丁魁楚深信不疑:归清不仅能保命,还能升官。 火光烛天 半夜,李成栋忽然换上军服升帐,火炬照得如同白昼,请丁魁楚父子来"说机密话"。丁魁楚一过船,见李成栋正位端坐,知道糟了,跪下求饶:"我只有一个儿子,能不能放过妻儿?"李成栋冷冷答道:"你想饶儿子?先砍下他的头。"向左一顾,儿子的首级已经送到——随即丁魁楚也被斩首。 接着是彻底的抄家:家丁逐营分头搜查,一妻、四妾、三媳、二女和所有婢女仆妇都被净身搜检,押进李成栋的船中;只有一位爱妾趁过船时跳江自尽。四十年宦囊尽归李成栋,据说船中精金有八十四万两,全是这三年间横征暴敛所得。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在篇末只留下八个字:"罔民、虐民,可以鉴矣。"——欺害百姓、虐待百姓,这件事足以为鉴。 丁魁楚之死,表面看是李成栋设局,根子却在他自己:他一生以"利"字立身,拥立新君是投机,贿赂清将是投机,停船观望也是投机。他以为金钱可以买通一切,包括一个降将的"信义",结果把自己的命、儿子的命和全家女眷的清白,一并送了上去。同卷写瞿式耜、焦琏在桂林孤城死守,恰成对照——同样面对强敌,一个卖地求荣而财命两空,一个浴血守土而名垂后世。读这一篇,要紧的不只是"斩丁魁楚"的惊险,更是那句冷冰冰的判词:贪墨误国之人,从来没有好下场。 【瞿式耜留守桂林】 瞿式耜:一百零六天里的三次生死劫 这个人是谁 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号稼轩,常熟人,南明永历朝的东阁大学士,也是永历政权真正的"顶梁柱"。他一生做过的最要紧的事,就是死守桂林。本篇讲的是顺治五年(1648)那一段:他在桂林孤立无援、内乱外患交迫的一百多天。 为什么要留住皇帝 这年四月,清军渡海攻占琼州(海南),警报一天几道。太监王坤又撺掇永历帝去湖广,说长沙、衡州、永州、宝庆四郡无人占领,正好去开辟中兴基地;方以智、吴炳也附和。 瞿式耜上疏力争,说出一段极清醒的话:这一年内已经三四次播迁,军民之心像翻在手里的瓦,翻手就散、覆手又合;"在粤而粤在,去粤而粤危——我进一步,敌也进一步;我走得快一天,敌来得也快一天"。他又算了一笔账:以全盛天下看广西,不过一隅;可从广西恢复中原,这一隅就是根本,弃之等于拱手送人。他跪着流泪苦谏,拉不回皇帝,只求自己留下守桂林,得到批准。 第一次危机:文昌门与哗变的援军 三月,平乐失守,清军直冲桂林文昌门。满城百姓都剃了发,只有瞿式耜和焦琏守着危城。焦琏刚从合浦赶回,带几人弯弓迎战,把清军稍退,屯于阳朔。 瞿式耜请调安国公刘承胤的兵。刘承胤刚从武冈入卫时还像个人样,赶走弄权的王坤、痛骂依附宦官的周鼎瀚,可一得势便骄横起来:他替马吉翔等人讨封伯,被御史毛寿登驳回,就指使周鼎瀚造谣,说弹劾是刘湘客主使,逼皇帝把毛寿登、刘湘客等人捆在午门外廷杖;虽经群臣求情免死,也都革了职。他的军队开到桂林,却带着粮饷按兵不动。瞿式耜把库藏搜括一空,又捐私财万金,夫人邵氏连簪子耳环都捐了,士卒还是不肯出战,与主客不和而哗变,砸门抢布而去——那是五月十四日。皇帝最后竟去了武冈。 第二次危机:带着伤的焦琏 五月二十五日,清军探知兵变,又逢连日大雨城墙坍塌,环攻桂林。焦琏带伤奋臂,招呼督师、巡抚、巡按分门死守,用西洋铳打中敌骑,又开城出击,从清晨杀到中午没顾上吃饭。瞿式耜把官署的米蒸成饭,一捧一捧分给士卒,众人乐意为他效死。次日再战,清军退了。他还预先派马之骥埋伏隔江,形成犄角,防守加倍严密。 第三次危机:心与神的病 三个月里三次大险,朝廷却因守桂之功晋他太子太师、临桂伯。他辞谢不许,干脆上疏自劾,说出全文最沉重的一句话:这一百零六天里,他只认准一个"死"字,所以不恐怖、不愁烦;"臣之病不独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与形之病可疗也,心与神之病不可医也。"身体尚可支撑,这个时代的病却没有药方。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把瞿、焦与南宋刘锜守顺昌相比:金兀术听说刘锜敢战,就知道宋朝不行了;而清军南下时望风迎避的将相之中,能真正鏖战退敌的只有瞿、焦二人,"真人杰也哉"。 这一篇最打动人的不是战场,而是那个道理:危城之所以能守,不是因为兵多粮足,而是因为有一个肯把自己和家眷都捐进去的瞿式耜,和一个肯为他效死的焦琏。相反,手握重兵的刘承胤只会挟朝廷、讨封赏、逼廷杖——后来他在武冈投降,导致永历帝仓皇出逃(见下一篇《武冈播迁始末》)。忠与奸的对比,在桂林城下写得清清楚楚。 【李成棟斬丁魁楚】 李成栋斩丁魁楚:一笔黄金买来的杀身祸 南明永历政权草创之初,最能让人大跌眼镜的,莫过于首席大学士丁魁楚的结局。他没有死于清军的刀兵,也没有亡于同僚的倾轧,而是被自己暗中联络的降清将领李成栋诱杀,四十年搜刮的家财一夜之间易主。计六奇引《粤事记》这段记载,像一则精短的世情小说,把一个「贪」字写到了骨子里。 丁魁楚是永历朝的拥立元勋。永历帝朱由榔在肇庆称帝,他位居首辅,本应与朝廷共患难。可十二月十五日广州(省城)生变,他「知之最早」,第一反应不是勤王,而是派亲信带着三千两黄金和相当分量的珍宝去贿赂李成栋。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当皇上二十五日出奔、众人惶惶不可终日时,丁魁楚「独安闲也」——因为他早已私下有了退路,亲信甚至已经投到李成栋帐下当了家丁,天天等回音。原文「众虽□□□□独安闲也」缺了四字,正是这种众人惊惶与他一人安闲的对比,使他的背叛格外刺眼。 他带着四十条大哨船,把三年宦囊全部装船,却停在肇庆过年,又慢慢移到岑溪,在城中修葺茅屋「以候广城信,实不欲登岸」。这一连串动作,活画出一个既贪生怕死、又舍不得离开财物的老官僚:他既要逃,又不肯真正上路,因为船就是他的命根子。直到二月初亲信送来李成栋的亲笔信,说要请他「仍为两广军门」,他才大喜过望,顺流东下。 李成栋的表演堪称教科书式的陷阱。他驻在梧州,先迎出五里,「握手道故,相见恨晚」;知道丁魁楚三个儿子死了两个只剩长子,便「通名先叩,情谊甚笃」;傍晚设宴,礼数隆重;席间指画岭南、审度当朝,抛出「东南半壁,惟某与老先生撑持」这句推心置腹的话;最后约定次日「再摄两广篆」,把旗牌、符纛、制台旧敕亲手交给他。这一夜,丁魁楚完全相信自己重新拿到了两广总督的权柄。 第二夜的酒席变成了刑场。半夜,李成栋戎服升帐,火炬通明,以「机密语」诱他过船。丁魁楚一见对方「正位危坐」,才知事已败露,跪求饶过妻儿;李成栋的回答冷酷到极点——「汝欲饶子乎?令先斫下!」——先斩其子,再斩魁楚。随后是彻底抄家:家丁分营细查,一妻四妾三媳二女及婢仆妇女「净身搜检」,尽数掳入李成栋船中,只有一妾投江自尽。四十年厚橐尽归李成栋,传闻舟中「精金八十四万」,都是三年横取于民。这个数字未必可靠,原文「闻」字已表明是传闻,译文已注明存疑。 计六奇的按语只有一句:「呜呼!罔民、虐民,可以鉴矣。」——欺骗百姓、虐待百姓的人,这就是下场。但故事的另一层更值得玩味:丁魁楚以封疆大臣之尊,手上握着南明半壁江山的命脉,却把全部心思用在囤积黄金和与敌通款上;李成栋则以叛将之身,用一套官场礼数做诱饵,把旧日同僚连同他的贪欲一并收割。两人其实是一丘之貉——一个卖国求财,一个杀人夺财。南明之所以亡,未必全败于清军之强,也败在这类「罔民虐民」的显贵身上。 还要补一笔:李成栋此时虽已降清,但两年后(1648)又反正归明,成为永历朝倚重的悍将,最后战死于信丰(见本书卷十三相关各篇)。丁魁楚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他贪了一辈子,终究只是别人案上一笔待清算的账。 【瞿式耜留守桂林】 瞿式耜守桂林:孤城里的两个数省之臣 南明永历朝最让人血脉贲张的一段历史,不在朝廷,而在桂林。瞿式耜以一介文臣,守一座孤城,反复顶住清军与内部军阀的双重压力;而武将焦璉则以伤病之身,几次出城死战。本篇计六奇把这君臣二人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最后更以「真人杰也哉」的赞叹收束,是全书中少有的慷慨之笔。 故事从一场方向之争开始。四月清军攻占琼州(海南),警报频传,司礼太监王坤又催永历帝去湖广。有人从湘南来献策,说长沙、衡州、永州、宝庆四郡无主,应赶紧去取,作为中兴根基;大学士方以智、吴炳也附和。瞿式耜连上数疏,把利害讲得极其透彻:「在粤而粤在,去粤而粤危」「我去速一日,则人来亦速一日」「今日勿遽往,则往也易;今日若轻弃,则更入也难」。他还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年之内三四次播迁,民心军心就像「飞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像飞起的瓦片,翻手就散、覆手又合,聚散全不由己。他跪地哭泣也挽不回圣意,最后只求身留桂林。于是永历帝命他留守桂林,各路兵马归他节制。这段君臣对话,其实决定了永历朝此后数年的格局:皇帝屡屡想跑,瞿式耜屡屡把他往回拉。 第二幕是桂林城下的恶战与内哄。平乐失守,清军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冲入文昌门。焦璉从合浦赶回,带着几个人张弓提兵迎战,稍退敌军,屯于阳朔。此时「遍野俱薙发」——四面百姓都剃发降清了,只剩瞿、焦二公守着危城。瞿式耜请调军阀刘承胤的兵,刘承胤初来时还「持正守法」,逐王坤、叱周鼎瀚,因此受到瞿式耜倚重。可这支兵一来,就埋下祸根:刘承胤为部下请封伯爵,御史毛寿登以「锦衣卫无矢石功,不得援边镇例晋五等」驳回,刘承胤竟唆使廷杖,把毛寿登、刘湘客等绑在午门外,逼得永历帝下令——虽经诸臣申救免死,但几人都被罢了官。原文「董卓、漼、汜之议」用的是东汉末年董卓、李傕、郭汜作乱的典故(「漼」当为「傕」之误),可见时人把刘湘客等人的议论视作祸乱之源。刘承胤的兵到了桂林「挟饷不出兵」,与主军不和,五月十四日哗变,砸门抢布而去。一个守城大臣,既要防清军,又要防朝廷派来的「援兵」,其处境之险,令人窒息。 第三幕是五月二十五日的攻城。清军趁乱兵之后、大雨坏城,环攻桂林,吏士「皆无人色」。焦璉负伤奋臂,呼督师、抚、按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敌骑;又出城死战,从辰时打到午时连饭都顾不上吃。瞿式耜把官署的米蒸成饭分给士卒——这个细节极动人:一个留守大臣,在最危急的时刻能做的,竟只是替士兵蒸饭。士卒「俱乐用命」,第二天再战,清军退去。瞿式耜又预先令马之骥伏于隔江,为犄角之声援。三个月里几番濒于绝境,全靠他一手指挥、焦璉拼死,桂林才转危为安。原文道出其中缘由:「璉久将桂,得桂人心;式耜国士遇之,故独得璉死力」——将帅相知,才是孤城不倒的真正原因。 篇末的封赏与辞疏,把瞿式耜的精神世界剖开给人看。朝廷以保桂功晋封他兼太子太师、临桂伯,他辞不受;又自劾说,这一百零六天里三次遭遇大险,「总辨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烦」。最沉痛的是那句:「臣之病不独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与形之病可疗也,心与神之病不可医也。」——身体的病能治,心病无药可医。这心病,是一个忠臣对国事的忧愤,也是他后来桂林失守后殉难的先声。 计六奇的论赞借古论今:刘锜守顺昌,金兀朮说「刘锜何敢与吾战」,宋朝之不振由此可知;清军南下,将相望风迎避,只有钱塘江两战差强人意;入闽入广势如破竹,能真正鏖战退敌的,「惟瞿、焦二公,真人杰也哉」。在满清史臣的笔下,这已是对敵国忠臣极高的评价。焦璉是山西人,与瞿式耜(江苏常熟人)素无渊源,却在桂林结成了生死之交——这正是南明历史最悲壮也最动人的一面。 【永曆入粵西】 永历入粤西:皇帝也成了逃难人 这一篇是永历帝最狼狈的一段行脚记录。清军平定长沙、攻陷衡州,武冈再败,皇帝从湖南一路逃进广西,先到柳州,再到象州,最后辗转回到桂林。计六奇把瞿式耜的苦谏与《粤事记》的现场追述并置,让读者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南明」:一种是朝堂上还在争论迁都、票拟的南明,另一种是皇帝赤脚奔逃、皇子弃于泥沙的南明。 先看瞿式耜的坚持。清军压境,有人主张往云、贵跑,瞿式耜一句话点破:「滇、黔地荒势隔,忠义心涣;三百年之土地仅存粤西一线。」——云南贵州荒远隔绝,人心一散就完了,三百年的江山只剩广西这一线,怎么还能再退?他更具体列举柳州「猺獞杂处,地瘠民贫,不可久驻」,庆远邻黔粤、南宁逼交夷,都不宜「远幸」。这番话与上一篇「在粤而粤在,去粤而粤危」一脉相承:瞿式耜始终认定,广西是永历朝最后的立足点,一退就再无回头之路。可皇帝终究没有听到底——武冈败后还是逃进了广西。 朝堂的混乱同样触目。何腾蛟、严起恒、刘湘客都到了桂林,郝永忠、卢鼎等军阀也拥兵而至。瞿式耜要「调和主客」,召集郝永忠、焦璉对神发誓、刻期出师;好容易全州一战获胜,诸军连营,清军退驻湖广。可十一月皇帝回到桂林后,朝政仍掌握在宦官与锦衣卫手里:司礼庞天寿请催兵下梧,旧司礼王坤被刘承胤逐走后又从武冈钻了回来,而「至柳、至象,票拟皆金吾吉翔手也」——皇帝的诏令全由锦衣卫马吉翔草拟。瞿式耜只好上疏请皇帝「揽大权、明赏罚、严好恶、亲正人、闻正言,威德并行」,当时称为名言。可名言归名言,权柄早已旁落。 真正令人心碎的是《粤事记》的那段追述。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清军忽至武冈州南,守军却在城北,「一战而败」,全城砍开北关,弃釜飧而走;除皇帝与三宫外「无不跣足奔者」。最惨的是两个细节:刚满两个月的皇子「竟委泥沙」——被遗弃在泥水中;中宫嫡妹年已及笄,与母亲同车出城,从此「迷失无踪」。这是南明史里极少写到的、皇室血脉的狼狈。内阁大学士吴炳则选择了另一种结局:整衣冠,北拜君亲,捧着敕诰自缢——计六奇在篇末赞他践行了「主辱臣死」的大义,与那些弃锅而逃的守兵形成鲜明对照。 逃亡路上的描写,简直像一幅流民图:君臣抄小路踉跄到庆远,只觅得两条小船容纳三宫;随行文武「以青布囊头,胼手胝足,面无生气,几致散去」——用青布裹头、手脚是茧、脸上没有活气,差一点就散伙了。马吉翔在帝舟左右「力挽众」,才分派王化澄、吴贞毓、庞天寿护三宫上南宁,皇帝自己溯十八陡逆流北上。十二月初三再到桂林时,「得延残喘」四个字用得极重:君臣闭门避兵,城里没有本地人,街上无人独行,柴米百物价涨五倍,军人囤货、交易时没有好脸色,众人「度日如年」。所谓「中兴」,此时不过是苟活。 计六奇的按语只有一句叹息:「天子流离播迁,子委泥沙、眷戚不保,亦可悲矣。」他没有把责任全推给皇帝,但读者自能读出:一个把诏令交给锦衣卫、把逃亡当成常态的朝廷,其悲哀不只是流离本身,而是始终没有从流离中长出重整山河的决心。瞿式耜留在桂林,焦璉的乱兵又阻了皇帝去南宁的路——忠臣与骄将、朝廷与流寇,就在这广西山水间纠缠成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 卷十三 ================== 【瞿式耜復守桂林】 瞿式耜:一纸檄文,与一场"名分"之争 这个人是谁 上一篇写瞿式耜在桂林如何顶住内乱外患;这一篇接着写他怎样在混乱中重新把桂林抓回手里,以及他晚年最费心力的一件事——同跋扈武将争夺朝廷的"名分"(纪纲)。 樟木港的四路檄文 永历帝夜逃时乱兵大肆抢掠,官署和官员无一幸免,瞿式耜也被逼上船。黎明时,刑部侍郎刘远生、给事中丁时魁与万六吉、刘湘客陆续赶到——刘湘客是奉命安抚乱民、劝募粮饷的,另两人则是奉召而来。他们在樟木港找到瞿式耜,立刻钻进一间民房,当面起草檄文,分四路发出去。 这几道檄文起了大作用:他们暂驻阳朔催焦琏救援;湖广镇将周金汤、熊兆佐也带兵入桂;又檄令翰林简讨蔡之俊、大理寺评事朱盛{氵隷}先入城宣布号令,命按察司佥事邵之骅统率焦琏的兵马。人心于是安定下来。初一日,瞿式耜重回桂林官署,何腾蛟从永宁赶到,云南将领胡一青、焦琏也先后统兵到来。清军误以为桂林空虚,直扑北门;三月二十二日被何腾蛟督兵三面击退,渡甘棠水而去。永历帝赐他银币和"精忠贯日"金图章,可他心里惦记的还是把皇帝接到桂林来——南宁蛮荒,不可久居。 真正的敌人不在城外 篇名虽叫"复守桂林",后半篇的笔锋却转到了朝廷纪纲上。瞿式耜说:"前日所忧在内者,今更在外。"外患是清军,内患则是那些拥兵自重、私署官衔的武将。 鲁可藻自署"两广"巡抚,按旧制广东巡抚称"制"兼管粤西、广西巡抚才称"抚",这是越权。瞿式耜却说:如今武将个个自署抚军,我代他上疏请个正式名分,有何不可?——这不是纵容,而是把非法的自署收归朝廷授予,用制度把人拢住。周鼎瀚以阁部名义擅假官衔,瞿式耜便上疏纠正;武冈之乱时言官弹劾周鼎瀚依附刘承胤入阁、瞿式耜掌票拟,他引北宋王曾(沂国公)的话"进贤、退不肖,皆有体",认为大臣应自行辞免,不辞而复擅自假借,于体统不合。 "粤西世守"之辩 最尖锐的一幕,是驳斥陈邦傅的"粤西世守"。陈邦傅四处发文,声称广西由他家世代镇守。瞿式耜在疏里反问:如今你因功晋爵五等,还没有裂土封王;天下丧失殆尽,只剩粤西一角供圣驾驻跸,楚、滇数万大军日日嗷嗷待哺;动不动就说"世守",这难道是老成忧国者该说的话?——一句话戳穿了军阀的世袭野心。 这一篇讲什么 瞿式耜最后上疏说了一段极重的话:臣与陛下患难相随、休戚与共,本与群臣不同,一切大政自当过问;"庙议可否,众指所关;本乱而求末治,未之有也。"——朝廷决策关系到众人指向,根本乱了却想枝节治好,从来没有这种事。 这句话是全篇的钥匙。南明的败亡,不止是兵不如人,更是纪纲先坏:武将自署官衔、私称世守、挟兵自重,朝廷只能追认,号令不出国门。瞿式耜以一文臣之身,外能催兵复城、内能抗章争体统,正是想用"名分"二字把散了架的朝廷重新粘起来。可惜他的苦心,敌不过那些手握刀兵的人——两年后桂林城破,他从容殉国,"精忠贯日"四字竟成了谶语。 【李成棟歸明】 李成栋:一个爱妾的自刎,换来两广归明 这个人是谁 李成栋(?—1649),明末清初的传奇武将。他本是高杰部将,降清后随军南下,攻破广州、杀死绍武帝,又于顺治五年(1648)突然反清归明,使永历朝一下子得到两广,声势大振。本篇记的就是他归明的经过——而推动这桩大事的,竟是一位松江妓女出身的爱妾。 藏在五十颗印信里的一颗 清军南下时,李成栋是攻取广东的主将。顺治四年(1647)二月,他收缴了两广文武官员的印信五十多颗,却单独藏起了一颗"两广总督"印。这个动作耐人寻味:他一直在给自己留一条归明的路——只要拿着这颗明朝官印,随时可以"还政"给永历。 他的爱妾是松江人,看穿了他的心思,夜里屡次怂恿,他都不接话。到顺治五年(1648)三月三十日晚,她再次提起,李成栋抚着几案,说出一句话:"怜此云间眷属也。"——云间是松江古称,他的家眷全留在松江城里,归清就得眼看着她们受制于人;不归明,则富贵是别人的,牵挂是自己的。 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 爱妾的回答斩钉截铁:"我敢独享富贵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说完拔刀自刎。李成栋抱尸大哭:"女子乎是矣!"——女子中竟有这等人物!他当即穿上梨园戏服、戴上进贤冠,按士大夫的礼数四拜入殓。 这一死,把李成栋最后一点犹豫也斩断了。四月初一凌晨,他在广州悬挂"奉朔"旗号、改换明朝衣冠,令文武官员换袍参见;乌纱吉服、金带象笏,满堂改观。初十日,他派洪天擢、潘曾纬、李绮三人带着奏表称臣,请把圣驾迎到肇庆,把广东、广西的兵马钱粮户籍土地全部归还永历朝。 朝堂的怀疑与使者的解释 满朝又惊又喜,却也犯疑:兵贵神谋,会不会是诈降?三位使者极力保证李固山忠诚恳切、踮脚盼望;问起归明的真正缘由,他们其实也说不清楚,只把"四月初一改妆奉朔"那一幕反复渲染。计六奇把这笔如实写下,正见得史家的谨慎——一个手握重兵的降将突然反正,动机终究难辨。 松江城里的另一幕 附记写的是这件事的反面:李成栋归明后,清朝江苏巡抚土国宝抄了他的家,得酒器三屋、妻属六十人,押到南京拘在徐国公旧府,每人每天只给米一升;他的兵陆续散去,还有二千兵妻不肯走,也日给米一升,成队出来放马砍草,在松江横行。昔日统兵一方的将领,身后留下的是这样一群无依的妇孺——与广州城里那位自刎的爱妾合看,更觉乱世中女子命运之惨。 这一篇讲什么 李成栋的反正,是永历朝由衰转盛的转折点:此后何腾蛟、金声桓相继归明,两广、江西尽复,永历帝得以从南宁回到肇庆,迎来他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参见《两粤复全》)。可这篇的核心不在战局,而在那个抚几长叹的夜晚与那把刀——一个被视作"妓女"的妾,用死替主人做了抉择,也替自己挣得了一点士大夫才有的"志"。计六奇不厌其详地记下她的出身、她的话、李成栋的哭与拜,正是要让后人看见:所谓"忠奸"之间,有时不过是一个人不肯独活的选择。 【兩粵復全】 瞿式耜:一场关于"皇帝该住哪儿"的争论 背景:突然到手的两广 顺治五年(1648)是永历朝最意外的一年:李成栋在广东反正,把两广兵马钱粮还给朝廷;江西金声桓也据南昌归明,把表疏藏在佛经封皮里送来。两广、江西一齐"全土"归明,皇帝该住到哪里,成了头等大事。 瞿式耜的"毫厘千里" 瞿式耜坚决主张皇帝住桂林,不要去肇庆、广州。他的理由有三层: 第一,事权要专、号令要一。如今军功爵赏、文武署置都决于李成栋,收归朝廷就内扰,听任他又让朝廷成了空架子。第二,湖广、贵州百万雄师正翘首盼望皇帝,像大旱望云霓;皇帝一东行,军中会认为朝廷只顾新复的广东,李成栋也洗不掉"邀驾"的嫌疑,号令一远、人心涣散。第三,他提出一个折中办法:请皇上一见"东诸侯",当面慰劳指示,再限期出战,一切由前方决断、不受内部掣肘。 他还留下一句极精辟的话:"前月粤东未复,宜住桂以视楚;今日江、广反正,则宜住桂以图出楚。事机所在,毫厘千里。"——局势变了,选择更该谨慎,差之毫厘便失之千里。 眼泪与避嫌 然而永历帝到底从梧州去了肇庆,前后各疏一概不报。瞿式耜听说,泪簌簌而下。他仍不肯罢休,再疏力争,又催刘远生入宫劝阻。 这时李成栋也表现出难得的清醒:他正修行宫、准备迎驾,刘远生一句"如今圣驾到此,爵赏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避嫌",他立刻听从,停修行宫、止迎驾——说明瞿式耜担心的"邀驾之嫌"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当时实实在在的政治风险。 召不回的老臣 李成栋反过来上疏推荐瞿式耜,说他是拥戴元勋、粤西已定,该赶紧召还内阁。皇帝三四次派官征召,瞿式耜却拒绝:"前日在南宁,桂林危;桂林危,则天下去矣。其机在外不在内。今江、广悉定,何公督师下星沙,朝臣且辐至;予不敢忘危而即安。"——他不贪图回朝做太平宰相,宁可守在桂林这个"天下安危所系"的地方。两次乞骸骨,都不获准。 这一篇讲什么 表面看,这是一场"皇帝该驻桂林还是肇庆"的选址之争,实质是永历政权如何处置"功高震主"的实力派。李成栋献两广、金声桓献江西,功劳极大,也带来了新的隐患:军功爵赏、文武署置全归他一人,朝廷有被架空的危险。瞿式耜既要借李成栋之力恢复中原,又要保住朝廷的号令和体统,所以才反复强调"事权宜专、号令宜一"。 何腾蛟那句报功疏里的话——"为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点出了瞿式耜的真正角色:他不是冲锋的将领,而是那个让将领愿意效力、让朝廷还能成其为朝廷的人。可惜皇帝听不进去。数月之后,李成栋败死信丰(见《李成栋信丰再败》),瞿式耜独守桂林,直至殉国。他担心的"毫厘千里",终于一语成谶。 【武岡播遷始末】 刘承胤:从南京市棍到"挟天子"的国贼 这个人是谁 刘承胤(?—1648),南京人,原本是市井无赖,有力气、爱喝酒、耍无赖,自号"刘铁棍"。明亡后随军到湖广征蛮,积功升至副总兵;何腾蛟误信他,推荐他镇守武冈,还与他联姻。从此这个"铁棍"一步步爬到兴国公、上柱国的高位,也一步步把永历朝廷推向深渊。本篇记的就是他如何挟天子、逐忠臣、逼帝出逃,最后满门被清军屠戮的始末。 市棍与"铁棍" 刘承胤的发迹全靠一个"骗"字:他刚愎不知兵,靠外号哄动远近;何腾蛟错看了他,隆武帝又封他为定蛮伯。他部下二万兵,大半是南京的市井无赖。兵科给事中龚善选因册封李赤心路过武冈,竟被他纵兵侮辱——这只是一只小小的试探。 丁亥年(1647)正月永历帝驻桂林,他上疏迎驾,就此进入朝廷。二月,给事中刘尧珍路过武冈,因讥讽太仆寺卿郑逢元(曾假称弘光帝的妖僧查显仁上表称贺)而被郑逢元当众殴打;张同敞、傅作霖责备刘承胤,他表面备酒请罪,心里已结下怨。后来在陕西全州见驾时,他傲慢无礼,御史瞿鸣丰弹劾他;次日退朝,他竟当众挥拳殴打都察院御史杨乔然,把堂堂风宪长官打得帽裂衣毁。一群言官请求罢斥、闭门不出,他却毫不在乎地回了武冈。 一姓四官与"萃士"闹剧 三月,皇帝被他迎到武冈,以岷王府为行宫,进封他为武冈侯。朝廷的大权这时已落入手中:他一人得封武冈侯,姻亲郑逢元总督川楚军务,刘远生、刘湘客、刘鼒、刘鲁生四个姓刘的都因与他"认同宗兄弟"而得了美官。 最荒唐的是刘鲁生:他本是在福建临时充数的"萃士"(隆武帝因翰林官不通文墨,选二十名贡生附翰林院读书,三年后考试定去取),福建一乱便跑回湖广,冒充庶吉士,又借太子推恩加一级冒充简讨,最后竟当上编修。朝廷在变乱中无从核查,明知有假也没人敢说——这就是刘承胤当政时的朝廷。 暗杀与火并 刘承胤的骄横在五月达到顶点:他以兵挟朝廷,群臣争相歌颂功德,朝廷进封他兴国公、上柱国,赐尚方剑、蟒玉,便宜行事;两个儿子之外,还荫封了七个锦衣卫世袭指挥。他自以为功盖古今。 六月,恩主何腾蛟看出他的野心,想制止他。刘承胤竟在何腾蛟离开长沙赴任途中埋伏一千骑兵,欲行暗杀;幸亏随行的赵印选率五百云南悍卒把伏兵全歼,何腾蛟才免于难,而刘承胤隐瞒不报。他又怕总兵张先璧入朝,请旨拒绝,张先璧怒而驻兵城外,两人互骂"犯阙""劫驾",打了月余,靠朝廷派人调解才退兵。七月,堵胤锡上疏弹劾他专擅截杀,他才有些害怕。 二渡水的断桥 八月清军破常德,瞿式耜请皇帝移驾桂林,刘承胤却说"我兵多,他决不敢来"。几个月后警报连连,他私下已与部下议降。皇帝察觉,与吴炳密议逃往柳州。二十五日两宫太后先走,皇帝随后;到二渡水,圣驾刚过、群臣渡河未半,浮桥突然断了——没马的追赶不上,尽被乱兵劫杀;李若星、张佐辰等分别逃入黔阳、平溪、白云山中。吴炳、侯伟时逃到城步被擒,不屈而死。皇帝迷失小路,循大道才到靖州,再由古泥去柳州。 狗彘不如 皇帝一走,刘承胤不守不战,只议投降。兵部侍郎傅作霖当众痛骂:"吾始以汝为人,今乃知汝狗彘也!……拥兵数万、糜饷十年,平日夸口天下莫当;今不谋战守,先议迎降,真狗彘不如也!"刘承胤只管派人远迎清军。清军入城后,傅作霖穿戴整齐坐堂大骂,偏沅巡抚傅上瑞与刘承胤再三劝降,他唾其面,遂遇害;他的妾郑氏被掳,求见一面不许,从马上跃入桥下殉夫。 这一篇讲什么 刘承胤投降后,被迁往武昌,满营家口数万人。顺治五年(1648)四月,因部将陈友龙在浔州反正、清朝疑心他勾结,清军把他和傅上瑞家口百余人连同五六万部众不分老幼男女全部杀光——"敛手受害,无一免者"。 计六奇用整整一篇写尽一个军阀的丑态:出身无赖、靠虚名窃位、殴官逐谏、暗杀恩主、挟天子、议投降,连妾室的殉夫都反衬出他连猪狗都不如。而傅作霖、郑氏、吴炳、侯伟时这些名字,则被他用血写在另一面。武冈播迁这一幕说明:南明之亡,未必全亡于清军,也亡在刘承胤这类"拥兵自重、挟朝廷以令天下"的军阀手里。 【李成棟信豐再敗】 李成栋:一场暴雨,三百铳手与两位亲王的葬礼 这个人是谁 李成栋是永历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顺治五年(1648)他献两广归明,把永历帝迎回肇庆,局面一度极盛;可仅仅一年之后,他就败死信丰(今江西信丰)。本篇篇幅极短,却写得惊心动魄——决定他生死的,不是什么名将谋略,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三百人的沉默 己丑年(1649)二月二十六日,李成栋率军南下。四更时分,他先派三百名火器手出发,交代得很明白:前面遇敌就一齐开炮,我在后面接应;如果没遇上,就直接往前走。 可到了黎明,炮声一点也没有。营中诸将议论:"火器军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该拔营披甲上马了。"话音未落,清军已经杀进营来,全军顿时崩溃。 原因后来才明白:那三百铳手在前方遭遇清军,正要点火,忽然暴雨倾盆,火炮被引不着;三百人全被歼灭,一个活口也没留下,所以后方才听不到一点炮声。三百条性命的沉默,换来了主帅营垒的覆灭——这是冷兵器向火器过渡时代特有的残酷:一门打不响的炮,和没有炮一样。 跛马渡涧 李成栋的营后就是一道急流山涧。有人看见他铠甲还没披好,骑着一匹跛马渡过山涧;等众人过后再找,就再也找不到他了。他究竟是溃逃而死,还是落涧而死,计六奇没有明说,只留下这个模糊的背影——一代名将,死得这样仓促、这样不明不白。 两位亲王的葬礼 三月初七日,李成栋与何腾蛟的死讯同时报到肇庆。何腾蛟是坚守长沙、被清军俘杀的督师;李成栋是献两广、迎圣驾的功臣。一年之内"三丧大将"(何腾蛟、李成栋、金声桓),永历朝的半壁江山顿时动摇;君臣在暴雨中昼夜逃徙,往日朝堂上的门户之争、水火之斗一夜之间冰消雪释,安静了整整一个月——大敌当前,内讧忽然没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到这年九、十月,朝廷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李成栋为宁夏王。永历帝设坛挂帛,拭泪亲祭;祭品中的纸钱扎得像千钧大船那么大,用来表达酬谢恩德之意。国已至此,能给的只剩一个王号、一场纸扎的船。 这一篇讲什么 《遗闻》的记载更直白:"二月,大兵破信丰,李成栋殁于阵。"计六奇把《粤事记》这场暴雨中的溃败与《遗闻》一句"殁于阵"并列,看似重复,其实互证——战场的细节与史书的结论,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真相。 李成栋一生极具戏剧性:他是降清的先锋,攻破广州、杀绍武帝;又是归明的功臣,献出两广;最后在信丰因一场暴雨、三百铳手的沉默而败死。他反清的动机至今难辨(上一篇写他爱妾的自刎),他的死也同样扑朔迷离。可有一点很清楚:他从"王师"到"叛将"再到"亲王"(追赠),身份一再翻转,恰恰是南明这个乱世最真实的写照——忠奸难定,成败倏忽,连死去都得不到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李成棟庾關初敗】 李成栋庾关初败:二十万大军的离奇蒸发 南明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一场败仗,莫过于李成栋的庾关之败。二十万大军,一夜之间主帅失踪、全军尽弃,而当事人竟连一句解释都没有留下。计六奇把这封「奇闻」照录下来,最后更坦承「此必有说,姑志以俟考」——这是一篇把「存疑」明明白白写在脸上的信史。 故事的开端充满不祥。己丑年(1649)十月二十日,李成栋越过庾岭(大庾岭),二十五日在赣州府城外扎营,探知「内外已通」——城中的内应已经联络好了,眼看一场里应外合的攻城就要得手。可二十六日五更,城上忽然有人连呼三声「董大哥」。李成栋在梦中惊醒,脱口而出:「董大成是我中军;彼呼之,我军已为彼有矣!」——董大成是他的亲信中军将领,城上喊他,说明有内应混入军中、军队已经被人掌握了。这一段像惊悚小说:呼唤声、梦魇般的直觉、未及验证的判断,紧接着就是一个主帅最不堪的举动——披上蓝布短马衣,跨一头骡子就跑,一句话都不说。从庾关到梅岭六百里,两天两夜在大雨中颠仆奔命。 更离奇的是那十位总兵。出关时二十万兵分十大营,每营一位总镇;李成栋弃军而逃,「十总戎亦尾之而行」——十个总兵也尾随他跑。一直跑到南安府城门里,李成栋才如梦初醒,回头问:「尔等何得随来?」十人答得理直气壮:「大爷既走,吾辈不得不来。」这几乎是黑色幽默:主帅问你们怎么来了,部下说你跑了我们就得跟着跑——因为不跟着跑,二十万大军的烂摊子就要他们自己收拾。李成栋怒其「谬」,当场手刃爱将杨大用,用最粗暴的方式重申了军中纪律:我跑,是逃命;你们跑,就是擅离职守。 于是二十万士卒、器械尽弃赣州城外,他只带百余人南下,又「羞入肇庆面君」,顺流直下广州,打算再举。这里藏着一条重要的心理线索:李成栋不是败给了清军,而是败给了自己的恐惧和羞耻。他反正归明后,本是永历朝最倚重的悍将,手握两广兵马,志在恢复江西;可一旦疑心军中生变,他的第一反应是保命,第二反应是无颜见君。一个能征惯战的枭雄,在关键时刻露出的是极其脆弱的一面。 朝廷的反应更冷:「得报,亦不甚异;仍封诰升转,仕籍纷纷,竟不计及外御、内修者。」——前线丢了二十万大军,朝廷毫无震动,照样升官叙爵,没人想着整军备敌、修明政治。计六奇不加一字按语,只把这句话摆在这里,其讽刺力度胜过千言万语。一个把封官当作头等大事的朝廷,配得上它即将到来的结局。 本篇最可贵的,是作者拒绝替这段历史编造一个解释。以二十万众的主帅,岂会无故独走?十位将领岂会莫名跟他跑两昼夜、连一句话都问不到?计六奇明说「此必有说,姑志以俟考」——一定另有隐情,暂且记下等待考证。这种不强作解人的态度,正是传统史学中最难得的品质。读者若把本篇与下一篇《信丰再败》合看,就能看到李成栋从庾关惊逃到战死沙场的完整轨迹:他终究没能「再举」,半年后便殁于阵中。 【武岡播遷始末】 刘承胤:一个市棍怎样挟持了天子 武冈王刘承胤是南明最令人瞠目的反面人物。他本是南京市井无赖,靠一身蛮力和「刘铁棍」的诨号起家,十几年间竟做到兴国公、上柱国,赐尚方剑、蟒玉,把永历皇帝攥在手里作威作福;可清军一到,他第一件事就是议降。计六奇这篇《武冈播迁始末》,写的是一个军阀的全部丑态,也是一部微型的南明政治解剖。 刘承胤的发迹本身就充满讽刺。何腾蛟总督湖广时误信了这个「铁棍」,题奏他为总兵、镇武冈,还与他联姻;他招的两万兵「大半南京市棍」。一个无赖统着一群无赖,靠虚声哄动远近,隆武帝又封他定蛮伯——朝廷的用人失序,从这里就埋下了祸根。他对手下官员动辄拳脚相加:刘尧珍讥讽了姻亲郑逢元一句,他第二天就当众挥拳;御史杨乔然指责言官乱政,他竟在朝门外挥拳殴打,扯裂冠裳。锦衣卫指挥张同敞(张居正曾孙)与御史傅作霖当面责问他「具疏迎驾而得罪朝绅,何也」,他也只能「不自安,具酒请罪」——这是个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的粗人。 更荒唐的是朝堂上的"卖官"。车驾幸武冈后,一份任命名单读下来像儿戏:吴炳、李若星、侯伟时、傅作霖、吴贞毓、严起恒各有任命,本也正常;可紧接着,刘远生、刘湘客、刘鼒、刘鲁生「四人皆以刘姓,与承胤认同宗兄弟,故皆得美官」——只因为都姓刘,就都攀上关系做了好官。刘鲁生的经历尤堪发噱:他本是隆武帝选拔的「萃士」(还没正式授官),福建之变后逃回湖广,就自称庶吉士;又碰上隆武生太子推恩、群臣各加一级,他便自称翰林院简讨;最后居然当上了编修。朝廷「无能核其来历」,明知有假也没人敢辨。计六奇不厌其烦地记下这段履历,正是要说明:当军阀的拳头就是真理时,官场便只剩谄媚与骗局。 刘承胤与何腾蛟的决裂,暴露了他的野心。他本是何腾蛟推荐的门生,却想「与腾蛟抗衡并驾」,嫉妒何权位在己之上,上疏请改何为户部尚书专理粮饷;皇上不允,何腾蛟辞朝归镇长沙。刘承胤竟在途中埋伏一千骑兵欲暗害恩主,幸亏赵印选率五百滇兵「尽歼之」——而刘承胤「讳之而不言」。另一总兵张先璧从江西溃入楚,刘承胤素来怕他,不许他入朝,结果出城交战屡败,两人互骂「犯阙」「劫驾」,相持月余,还得皇帝派人调解。一个挟持天子的人,其实外强中干:怕张先璧、忌何腾蛟、畏堵胤锡,只不过谁也奈何不得他。 武冈的溃败写得极有画面感。八月清军破常德,瞿式耜请移驾桂林,刘承胤茫然无策,只强言「我兵多,他决不敢来」;可转眼就与部下密议投降。皇上由古泥逃往柳州,二十五日两宫太后先发,行至二渡水,车驾刚过、群臣未半,浮桥就断了——没马的人全被乱兵劫杀。皇子刚满两月「竟委泥沙」,中宫嫡妹及笄之年与母同车出城而「迷失无踪」。这些细节与上一篇《永历入粤西》互相印证,读来令人窒息。吴炳、侯伟时走城步被俘,不屈死;刘鼒疾驰得免。 全篇最痛快的一幕,是傅作霖的骂贼。刘承胤不守不战、只议迎降,傅作霖勃然大骂:「吾始以汝为人,今乃知汝狗彘也!……汝拥兵数万、糜饷十年,平日夸口天下莫当;今不谋战守,先议迎降,真狗彘不如也!」这段痛快淋漓的痛斥,把「军阀」二字钉在耻辱柱上。清军入城后,他「冠带坐堂上大骂」,唾叛将傅上瑞之面而死;其妾郑氏被执,求见丈夫一面不许,从马上跃入桥下水中殉夫。一主一妾,死得刚烈,与刘承胤的卑怯恰成对照。 结尾是天道好还。刘承胤降清后,全营家口数万迁到武昌;十二月部将陈友龙带兵追驾时忽然反正,清廷怀疑刘承胤与他相通,戊子年四月竟把刘承胤连同傅上瑞家口百余人「不问老幼、男女尽杀之」,五六万人「敛手受害,无一免者」。卖国求荣者终被主子屠戮——这结局,比任何道德批判都更有力量。 【李成棟信豐再敗】 李成栋信丰再败:两位大帅的同时凋零 这篇短章记的是李成栋生命的最后一幕,也是南明最令人唏嘘的巧合之一:李成栋与何腾蛟,两位屈指可数的抗清名帅,死讯在同一天传到肇庆。一个战死于江西信丰,一个殉难于湖南,永历朝的两根顶梁柱,几乎同时倒塌。 故事从一支诡异的「沉默部队」写起。己丑年二月二十六日四更,李成栋先派三百名火器手南下,吩咐他们遇敌就开炮、自己随后接应。可到了黎明,「杳无炮声」——一点动静都没有。众将还以为火器军已经顺利过去,说「吾当拔营,披甲上马」,话音未落,清军已杀入营中。原来那三百铳手前遇清军主力,正要举火,忽然暴雨突至,火炮引信打不着;三百人全部战死,所以才寂静无声。这一段写得极有战场质感:暴雨浇灭了火炮,也浇灭了三百人的生路,而大营里的同袍还在等着他们的炮声为自己壮胆。科技的偶然性——一场雨——就这样改写了战役的结局。 李成栋本人的结局则成了一个谜。营后是急流山涧,有人见他铠甲尚未披好,骑一匹跛马渡涧,过去之后「遍觅无有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寥寥数语,把一个枭雄的末路写得扑朔迷离:是溺水而死?是弃甲潜逃?还是被乱兵所杀?计六奇没有下断语。篇末引《遗闻》另一说:「二月,大兵破信丰,李成栋殁于阵」——明确说他战死在信丰城下。两说并存的存疑之处,译文已一一标明,读者可以自己掂量。 噩耗传来的一幕,把朝廷的仓皇写尽。「成栋与腾蛟凶问同时报至肇庆,君臣大惧;大雨中,昼夜逃徙。」——又是大雨,又是逃徙。此前庾关之败,他就是在雨中奔逃六百里(见上一篇);如今他的死讯到来,满朝君臣也在大雨中连夜逃命。这仿佛是命运对他的一次回声。更有意味的是那句「门户水火,悉皆冰释,寂静者一月」——平时朝中党派倾轧如水火不容,如今两位大帅一死,所有争斗突然失去了对象,竟安静了一个月。这是极冷的讽刺:唯有当擎天柱倒塌时,人与人才意识到他们原本同在一条将沉的船上。 结局是迟来的哀荣。九月、十月,朝廷先后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李成栋为宁夏王;永历帝「设坛挂帛,皆抆泪亲祭」,纸錁扎得像千钧大船一样大,以示酬恩。生前的李成栋,因庾关惊逃而「羞入肇庆面君」;死后的李成栋,却让皇帝哭着为他设坛祭奠。这份哀荣来得太迟,也太廉价——它补偿不了失去的两根顶梁柱,更挡不住清军的兵锋。读者若把本篇与庾关初败合看,更能看出李成栋从雨中惊逃到战死沙场的完整轨迹——他终究没能兑现「再举」的誓言。计六奇把两位大帅的死合在一篇里写,正是要让读者看见:南明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正是他们相继倒下的时候。 ================== 卷十四 ================== 【堵胤錫始末(1)】 堵胤锡:单骑入虎穴,为三十万"流贼"洗去贼名 这个人是谁 堵胤锡(1601—1649),字锡君,一字仲缄,号牧游,宜兴人。他是南明最被低估的栋梁:不是名将,却收降李自成三十万残部组成"忠贞营",成为湖广抗清主力;不是宰相,却在国家新造、兵势单弱时,以空名爵位换来三十万大军。 孤苦的出身与书香 六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十二岁寄居岳父家,二十岁到无锡依靠四兄知白读书并落户。知白待他如子,他也把知白的儿子正明当作己子——后来正明随他在湖广殉节,一门两代,忠义相承。他科举之路漫长:天启二年(1622)补秀才,崇祯六年(1633)中举,十年(1637)中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北新钞关分司、长沙知府、湖广督学副使。甲申年(1644)北京陷落时,他正因道路阻绝而在长沙守墓——一个读书人的平静生涯被乱世彻底打断。("己丑,岁试五等"干支次序不合,存疑。) 抱头大哭与那封信 乙酉年(1645)四月,督师何腾蛟到长沙,两人抱头大哭。哭罢,堵胤锡擦干眼泪说:"楚囚泣,无为也!不措饷,能辑兵乎;不招降,能张楚乎?"——哭没用,粮饷与招降才是根本。此后他转运粮饷,供给何军不绝。五月南京失守,他檄告天下勤王。六月二十七日给儿子的信最动人:"急则身受于刲,暇则梁悬一索"——紧急时任敌刀割,空闲时梁上挂绳;他替儿子想的只有"逃"与"匿"二字:若能终身务农、春秋祭祀不断、子孙永不出仕清朝,"便吾不失忠、尔不失孝矣"。"后音难继,书此绝词"——一个父亲把忠孝两难的痛苦写得字字是泪。 赵振芳的进言:先经营上游 隆武朝,他因何腾蛟推荐升左佥都御史、巡抚湖广,驻节辰溪,悬格求才。诸生赵振芳来见,他问"即日东下勤王,用何道而必济";赵振芳答:川陕是天下肩背,荆襄是天下要枢,控制上游才是恢复根本,若弃此东下,敌骑长驱,荆襄以南尽失,虽死金陵无益。堵胤锡连连点头,决意经营荆楚。(赵振芳后来降清,做了延平府同知,也是讽刺的注脚。) 单骑入虎穴 八月,李自成已败,其侄李锦(一只虎)与舅父高一功拥十营三十万众,转战到荆南,声言来湖南"会猎"。堵胤锡军粮不继,对部下说:"覆亡无日,吾愿赤身往,为国家抚集其众。事成则宗社之灵,否则某授命之日也。"于是单骑带数人从武陵、澧水到草坪;一路积骨纵横、闾舍荡然。叛军不让他前进,把他停在空城;望见戈矛蔽天、烟尘塞野,随从都哭了,他回头说:"你们生还,我若死,请收我骸骨回去。" 进营后,他以大义晓谕李锦:诸位有大才而陷于不义,也是当权者之过;五代马殷据湖南延祚四十余年,岳飞在此招降杨幺部王佐、杨钦成为中兴名将,赤眉也嫌"贼"名不正而尊刘盆子为王;如今福京新立、主圣臣贤,正可比美南阳、光复旧宇。"将军千古得失之机,正视举足间!"李锦的母亲高氏从屏风后出来,叫儿子跪下:"使尔辈赎前罪、洗贼名者,堵公之赐也。"李锦叩头誓以死报。宴上女乐还是从明朝帝宫抢来的,堵胤锡身着素服、腰缠麻带,退席不观,痛哭道:"两京未复,万姓倒悬;某求死无所,尚何心听乐耶!"李锦当即撤去,遣散被裹胁的数万百姓。堵公返回时百姓夹道呼拜数百里——三十万人就抚,号为"十家兵"。 空爵换雄兵与荆州之败 朝中蒋德璟等以"李贼破北京,罪在不赦"反对封赏;御史钱邦芑力主权宜:"今出空爵于朝廷之上,一月而得三十万之兵,免全楚生灵之涂炭;孰得孰失?"诏从之,赐名"忠贞营",改李锦为赤心、高一功为必正。顺治三年(1646)二月攻荆州,六昼夜炮石齐发,城崩数十处。有人献计决堤灌城,他断然拒绝:"我为朝廷复疆土,首以民人为重;若此,则生民胥溺,我得空城何益?"往返商议延误两月,援兵赶到,明军溃败,他坠马伤臂几死。 这一篇讲什么 新化驿题诗是这一篇的魂:"鬼定有知号汉阙,家于何处吊荒原""南北试看谁世界?死生此刻辨人禽。倒番廿一听前史,正气千秋歌到今。"堵胤锡不是完人:倚重的赵振芳降清,招抚政策备受攻讦,荆州之败也因犹豫而功亏一篑。但有三件事无人能否定:单骑入虎穴,凭一席话收三十万众;拒绝决堤淹民,宁失空城不负苍生;那封绝笔把"忠"与"孝"的撕扯写得肝胆俱裂。计六奇把他列在卷十四之首,正是要在南明溃败的画卷上,先立一个担当得起"社稷之臣"的人。 【堵胤錫始末(2)】 堵胤锡:能降二十万大军,却降不住朝堂上的自己人 这个人是谁 堵胤锡,字仲缄,宜兴人,是南明最懂军事、也最懂"农民军"的一位重臣。这一卷讲他的始末,本篇是第二部分。他手里的王牌,是"忠贞营"——李赤心(李过)、高一功等李自成余部改编的十家兵。这支军队战斗力强,却因为是"降贼"出身,被朝廷里的文官集团猜忌排挤。堵胤锡能驾驭他们,也正因如此,他一生都在两线作战:外面是清军,里面是同僚。 一场抓"假皇帝"的漂亮仗 篇一开头就是一桩奇案:有个和尚自称弘光帝,从贵州一路招摇到沅州,占道署当行宫,设官设卫,居然把当地兵道徐伟、李若星都骗住了。堵胤锡一听就断定是假冒,派监纪官去验,交代"果真就抓"。监纪官到沅州,所有人都说没可疑,只有恰好路过、做过侍御的米寿图愿意配合。他们设计得很巧:埋伏甲士在门外,只带几名亲随、以献马为名入见;米寿图行礼后请"侍卫退下,有密语面奏",趁侍卫喝阻、众人一愣的瞬间,冲上去揭掉幅巾大喊"不是他!"——当场拿下。审出真身是沅州人查显仁。 难得的是后续:饷部喻思恂等人此前误信为真、已飞章上奏,廷臣议而不决。堵胤锡上疏请斩妖僧,同时替那些被骗的文武官员求情"置不问"。抓人只用了几分钟,收拾局面却花了大半个月——这种分寸感,比破案本身更见本事。 与刘承胤的生死局 真正逼他站到台前的,是武冈的军阀刘承胤。此人原是何腾蛟部将,靠着推荐做了总兵,自称门生,后来又结姻亲,越发骄横;皇帝一到武冈,他从定蛮伯封到武冈侯,再到兴国公、上柱国,两个儿子靠冒功荫封锦衣卫指挥。他想与何腾蛟分庭抗礼,还请朝廷把何腾蛟改任户部尚书、只管粮饷,目的就是夺权。 何腾蛟辞朝回长沙,假称有病驻在城外荒寺、不说行期——这是防人暗算。刘承胤果然埋伏一千骑兵在半路。随行的五百滇兵在赵印选率领下把伏兵全歼,刘承胤却捂着盖子不报,无人敢言。堵胤锡上疏弹劾他"专恣不法、截杀督师重臣、谋危社稷",刘承胤看到奏疏才害怕。后来清军逼近武冈,刘承胤第一件事就是迎降,兵部侍郎傅作霖死难——这个结局,堵胤锡早就看透了。 刺血书牌位与草桥之败 最动人的一幕在湖南土司地界。退保半年,采薇茹蕨,堵胤锡愤不能恢复,刺血书写明朝列祖列宗牌位,痛哭要自杀;三军皆哭,哭声震山岳。侄子堵正明随之血战三日,收复辰州、常德。可胜利总是被内耗吃掉:郑古爱在马进忠、李赤心之间挑拨;李赤心抢掠常德、移营湖南;草桥血战从辰时打到酉时,清军轻兵绕后,全军崩溃。永兴陷落,堵正明战死,家属尽遇害。 更寒心的是投奔曹志建。这个保昌侯平时纵兵劫掠、坐视不救,还屡被堵胤锡斥责;见他兵败,竟夜里活埋随从兵一千多人。堵胤锡逃进瑶峒何家寨,曹志建追来屠寨,他只好辗转逃到广东贺县。一路收拾散兵,人又多起来——这就是南明:外部敌人再强,也强不过自己人背后那一刀。 结局与余味 六月他到肇庆入阁,严起恒叙旧、天子赐宴,看起来极风光;可"旁观已有侧目者"。他要安插高、李十余万客兵,刚安顿好,朝廷给的三千两饷银已抬到寓所,又被李元胤一把抢走,只剩两面布绘龙旗壮军容。他五次上疏催饷,一封封石沉大海。末了封光化伯,他力辞:"廷臣立门户,师旅相倾轧而无成功,惟当任罪,何敢冒功。"——一路被掣肘,临了还不肯领功。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写堵胤锡,写的是一个能人如何被体制耗死。他能一眼识破假皇帝,能单骑入二十万农民军大营宣诏招抚,能刺血励众收复失地;可他斗不过刘承胤的兵权、郑古爱的挑拨、曹志建的暗算,更斗不过肇庆朝堂上那些"侧目者"。篇中两首诗最见心事:一处说"四十八年心事左,只因多难独精神",一处说"马背鬚眉自感吟"。马背上熬出来的精神,终究填不上朝堂里掏空的窟窿。 【堵胤錫始末(3)】 堵胤锡之死:一封遗疏,把朝堂五人钉在耻辱柱上 先说那场封王之争 本篇开篇是堵胤锡一生最后一次大谏诤——关于孙可望要不要封秦王。此时可望已据滇、黔,自称平东王,遣使求朝廷"实封"。堵胤锡的主张很现实:他父子割据西川已久,如今滇黔尽归所有,本来就"能自立",你禁不了他自称王;既然他还知道请命,说明心里还有朝廷,不如顺水推舟把恩典送出去,"使恩出朝廷,乃可得其用"。他还提出配套动作:让可望把私铸伪印的胡执恭绑回朝廷正法,这样赏罚权才不颠倒;否则就是"驱之为变"。 严起恒、吴贞毓、杨鼎和、刘尧珍、吴霖、张载述六人坚决反对,理由是"异姓封王非祖制"。堵胤锡再上密疏,把话挑明:持论虽正,却不针对今日;可望本就是张献忠养子,现在取他"归正一念",是要收将来之用,怎能拘泥常法?他已经自称平东王,你只给个公爵,他必不肯受,一怒造反,天下威灵何在?于是他搬出明初徐达、常遇春等六王"皆进封"的先例,请封一个"二字王"(平辽王),在敕书里写明这是破格沛恩,再用中山、开平的功业激励他。结论极其清醒:"善收之,则复有滇、黔;不善收之,则增一敌国。" 皇帝批了"可",可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朝廷的封拜来得太迟、太扭捏。孙可望先受陈邦傅伪造的秦王封,又嫌"平辽王"是降格,赵昱使团碰了一鼻子灰;到辛卯年(1651)贺九义带兵五千到南宁"护驾",把严起恒、吴霖、刘尧珍、张载述全部刺杀——正是堵胤锡预言的"驱之为变",只是被他言中的方式最血腥。 一个人的死,与一群人的被审判 十一月,堵胤锡病倒浔州。病因写得很直白:李元胤用事,每次奏请都被掣肘,他"发愤成疾"。更让他痛恨的是朝中那一派——刘湘客等五人依附李元胤,被称"醜虎"(疑即"五虎"),依附者统称"东人"。 遗疏是本篇最锋利的文字。他先写自己的委屈:"请兵则一营不发,若曰『堵阁臣而有兵则丰其羽翼』;索饷则一毫不与,若曰『堵阁臣而有饷则资其号召也』。"——要兵不给兵,要饷不给饷,理由都是怕他壮大。结果"如穷山独夫,坐视疆场孔亟",西上横州又染瘴疠,一病不起,"遂快群腹"(倒让那班人称心)。他恨的不是死,而是"以万死不死之身,不能为皇上毕命疆场,而死于枕席";临了还发狠话:"愿为厉鬼以杀贼。" 最值得注意的是结尾:他请求皇上"简任老成",并直指若国家大事交给李元胤、刘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时魁、蒙正发五人做心腹股肱,"成败可虞"。一个将死之人,把自己的政敌一个个点名写进奏疏,这是南明奏章里少有的坦白。写完,他又南向拜父母,说"儿死,不获更还邱陇矣";再悬"在三图"拜君、亲、师,自题十字诀:"有明堵子,生而精敏……四十九年,孤儿、逋臣;而今而后,浩然苍旻。" 附传里的那个画面 篇末附《何、堵事略》,补了一个极生动的场景:堵胤锡单骑去招抚二十万"一只虎"的队伍。人家夹道露刃、大张兵卫,他"不慑,安行至中军";设香案宣旨、颁敕印、晓忠义、陈祸福,"声泪俱下",三军耸然。他治军也狠:一队乱了次序,查出七十人,全斩。可就是这样一个能镇住二十万降卒的人,临阵还在下棋,哨兵报敌近了,他说"尚堪一局"。附传说何腾蛟死于己丑冬、堵胤锡数日后亦死,与正文记何死于己丑正月、堵卒于十一月差了好几个月——计六奇自己也把两说并存,这正是他著书谨慎的地方。 这一篇讲什么 堵胤锡死于己丑年(1649)十一月,四十九岁。朝廷给他的哀荣很足:赠上柱国、中极殿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镇国公,谥"文襄",赐祭九坛,停朝五日。可他遗疏里那句"请兵则一营不发、索饷则一毫不与",把哀荣全戳破了。南明不缺忠臣,缺的是让忠臣能办事的环境;堵胤锡能降二十万农民军,却降不住朝堂上那几个"心腹股肱"。他死后两年,被他点名的那些人仍在互相攻讦,而孙可望的刀已经架到皇帝脖子上。 【孫可望請封王】 一张黄纸、两颗假印:孙可望请封秦王的滑稽剧 求封的信怎么写 己丑年(1649)四月初六,孙可望派龚鼎、杨可仕等六人,带着二十两南金、四块琥珀、四匹马到肇庆,递上一封求封秦王的信。这封信很有意思:它称张献忠为"先秦王",说他"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来不忘忠君爱国;接着说李自成作乱、王师转移,自己"孤守滇南,恪遵先志",请求朝廷"敕重臣会观诏土"。换句话说,这个张献忠的养子,要把养父的农民军政权包装成是大明的忠臣起义,再顺理成章地继承"秦王"爵位。 最妙的是写法:"以方幅黄纸书之;不奉朔,亦不建朔。"——信写在黄纸上,却不遵奉永历朝廷的正朔,也不建立自己的年号。既要人家封王,又不承认人家的历法;这种"我向你称臣,但我不认你"的姿态,把孙可望的真实处境全写在纸上了。原文"王步旋移""会观诏土"几处文义费解,我照译并标明存疑,不硬解。 朝廷里谁在顶 "群臣慫恿以秦王封者十之五"——一半人主张给。理由很现实:可望兵强,不给就翻脸。但兵部金堡一个人顶住,反复说祖制没有异姓封王。李元胤、袁彭年也反对,因为来使是从陈邦傅那里来的,而陈邦傅这人名声太臭。争议拖了两个月定不下来。 这里的地理也很关键:云南广南府与广西接壤,中间只隔一个田州,两天就到;陈邦傅驻南宁,正好做了牵线人。可望放话"不允封号,即提兵杀出南宁",陈邦傅吓得够呛。他知道朝廷这边刻印、磨印忙得团团转,却"喙长计短"(嘴上厉害、办法不多),又有金堡拿住理,这事肯定黄——于是他干脆自己伪造了一道敕书和一颗"秦王之宝"金印,先封了再说。 一场盛大的假典礼 于是出现了南明最荒诞的一幕:孙可望"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舞蹈称臣,接受了假敕封的秦王爵位;然后带着三位义兄弟和三军士卒高呼万岁,又升座接受庆贺——全套皇帝以下最隆重的仪注,做给一颗假印看。 更好笑的结尾来了:他正要写谢恩表,龚鼎等人带着金堡议定的"荆郡王"敕书到了。荆郡王是二字郡王,比一字秦王低一格。孙可望把真敕书"毁裂弃地不问"——撕了扔地上,连看都不看,也不改口,谢恩表也不写了。这时候已经是十月初。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这一篇不到五百字,却写透了"名分"这种东西。对孙可望来说,秦王二字不是虚衔,是他号令滇黔、压制李定国刘文秀的政治资本;对金堡来说,祖制是底线,破了底线朝廷就不成朝廷;对陈邦傅来说,伪造一颗印是保命的买卖,只要可望高兴,真敕假敕有什么要紧?三方各取所需,最后婚礼办了、喜帖发了,连新郎自己都知道戒指是假的——可他照样让三军喊万岁。 这就是南明末年的常态:朝廷的封拜越来越像一场追赶不上的仪式。等真敕书终于上路(下一篇的"平辽王"),孙可望已经不屑一顾了。名分一旦被人看穿是空的,剩下的就只有刀。 【孫可望脅封謀禪本末】 孙可望:一颗假印,逼出一个皇帝梦 从流寇到"平东王" 孙可望原名可旺,陕西米脂人,张献忠的养子。献忠死后,他率四万人冲散曾英的营寨,渡乌江入贵州,又进云南,很快占全省。四个养子都复了本姓,各自称王——可望平东、定国安西、能奇定北、文秀抚南——推可望为主。他先灭了沙定洲,又逼降黔国公沐天波和兵道杨畏知,云南十八府尽入掌中。 到这里,他已经是事实上的云南王。可他偏偏还缺一样东西:朝廷的封号。这一篇三千年字数讲的就是他为这几个字折腾的全过程,以及南明朝廷怎样被这几个字折磨得死去活来。 假印连环套 第一颗印是陈邦傅、胡执恭造的。陈邦傅兵弱,想借可望做外援,就派京城无赖胡执恭私铸百两重的"秦王之宝",伪造敕书。胡执恭被质问时现编谎话:"这是太后与皇上在宫中密商私铸的,外廷不知道。"可望明知是假,却"但假其名以威众"——借假名号吓唬部下;李定国、刘文秀则清醒得多:"未与朝廷立功,不敢受爵。" 第二颗印是堵胤锡铸的。堵公主张务实羁縻,密奏皇帝后铸"平辽王"印,派赵昱送去。可望嫌"二字王"比"一字秦王"降级,几乎闭门不纳;赵昱一见就叩首称臣,私下向可望输诚,把印收起来藏着,回去都不敢回朝。 第三颗是朝廷改封的"徵王",派刘𦶜去册封。可望当场发火:"吾久为秦王,安得屡更!"他礼部尚书任僎一句话戳破底牌:"大丈夫当自王,何必朝廷乎!"从此干脆自称秦王,不奉朝命。 三颗印一颗比一颗真,可望一颗比一颗不屑——因为印的真假他早就看穿了,他要的只是"秦王"这两个字能带来的权威。 刀与血:反对者的下场 堵胤锡的"羁縻论"是对的,但朝廷里严起恒、吴贞毓、杨鼎和、刘尧珍、吴霖、张载述六人坚持"异姓封王非祖制",还把行贿的杨惺先轰出去。可望愤怒到极点:辛卯年(1651)二月派贺九义带五千兵到南宁,假称"护驾",把严起恒、吴霖、刘尧珍、张载述刺杀;杨鼎和已加大学士、督师川黔,追到昆仑关也被杀;只有吴贞毓出差在外逃过一劫。后来杨畏知密奏"可望奸诡难测",被拜为东阁大学士,龚彝一句"卖国求荣"的谗言就要了他的命。 最惊心动魄的是禅位密谋。马吉翔、庞天寿想劝永历禅位给秦王,拉拢提塘总兵曹延生、胡正国结为兄弟当说客。这两人表面是可望的人,"其实乃心王室"——听完马吉翔的话,惊愕地说:"我们不过一提塘,只可传报军情;国家大事,非我辈所敢与!"转头就把密谋告诉吴贞毓,请皇帝暂驻广西、不要入黔,硬是把这场政变挡了回去。南明最可爱的一笔,竟出在两个"传报军情"的小官身上。 两个朝廷的对照 计六奇在这里安排了一组极尖锐的画面对照:永历在安隆所(改名安龙),夹在万山之中,群蛮杂处,茅屋土库,随从只有五十人,"仪制草率之甚";而孙可望在贵阳大造宫殿,设文武百官,把川滇黔数百大臣用威令逼来朝见,铸八叠文伪印尽换明朝旧印,还让方于宣修"国史"——称张献忠为太祖,作《太祖本纪》,把献忠比作汤武、崇祯比作桀纣。可望自己都觉得过头:"亦不必如此之甚!"方于宣回答得理直气壮:"古来史书皆如此;否则,无以纪开创之勋。" 谁才是皇帝?这个问题被两座城、两套印、两部史书摆到了台面上。方于宣还要制天子卤簿、九奏万舞、订朝仪,把可望折腾得叫苦;癸巳年又屡上表劝进,可望说"我何难即登九五,但恐人心未附"。 钱邦芑的诗与最后的刹车 反对禅位的人里,钱邦芑最硬。他是川黔人望所归,可望不敢杀,逼他入朝,他就剃发为僧,作偈:"一杖横担日月行,山奔海立问前程;任他霹雳眉边过,谈笑依然不转睛。"又答诗:"也知官爵多荣显,只恐田横笑杀人!"——官爵再荣耀,也怕田横那五百烈士笑话。可望表面怒骂、心中惭愤,正要押他到贵州杀掉,安龙十八忠臣之变(十八先生之狱)爆发,人情汹涌,邦芑捡回一命,禅受之谋也黄了。 这一篇讲什么 孙可望要的从来不只是"秦王"两个字,而是让天下承认——大明的正统可以换成他手里的那颗印。他拿到了假印、拿到了降格的印、拿到了自封的印,最后连史书都修好了,却始终差"人心"这一步。安龙的五十个随从和贵阳的百官、钱邦芑的破衲蒲团和方于宣的《太祖本纪》,是两种"正统"的肉身对峙。计六奇没有裁判谁赢,他只是把这两幅画挂在一起——然后历史自己给出了答案:两年后李定国迎永历入滇,孙可望败降清朝。 【孫可望脅封謀禪本末】 孙可望胁封谋禅:一场关于「王」字的鲸吞 这一篇是《明季南略》中最长、也最惊心动魄的政治传记之一。主角孙可望原是张献忠的养子、农民军余部领袖,率残兵占据云南后,竟一路逼迫南明朝廷封他为秦王,进而演到图谋禅让、要把永历皇帝取而代之。计六奇用近三千字,把这场持续数年的「封王闹剧」写得层层递进,既是孙可望的个人野心史,也是永历朝廷权威如何一步步被武人吞噬的记录。 故事的第一层是「求真王」。孙可望本名可旺,是张献忠四养子之首;张献忠死后,他率四万人冲散曾英营,由遵义渡乌江入黔,又因清军压境逃进云南,攻下曲靖、云南府。他先灭沙定洲、降沐天波,据有云南十八府,兵势颇盛——这是他后来敢向朝廷叫板的本钱。此时四川巡按钱邦芑想招抚他,王祥说他是「献忠余孽,狼子野心,恐不为我用」,钱邦芑却认为他「行兵有纪律,不轻杀人,似非献忠故态」。孙可望听说朝廷来使,喜出望外,开口便要:「求钱巡按具疏封我为王,我当举全滇归朝廷矣。」钱邦芑的回答斩钉截铁:「本朝祖制,无异姓封王者。」——一句话,把双方推上了碰撞之路:朝廷要守祖制,孙可望要的是比公爵更高的「一字王」。 第二层是「骗来的秦王」。庆国公陈邦傅驻广西,兵弱而要挟封赏成癖,听说孙可望求王爵而朝议未决,竟派心腹胡执恭私铸「秦王之宝」金印、伪造敕书,封孙可望为秦王,连李定国、刘文秀也封了国公。胡执恭是京城游棍,惯造假印假札、屡犯死罪逃入军中——由这样的人来主议「假封」,本身就是对朝廷体统的莫大讽刺。孙可望受了假封,很快听说朝议未决,追问之下,胡执恭谎称是「太后与皇上在宫中密商私铸」。孙可望明知是假,却「但假其名以威众」——名号真假无所谓,能吓唬部下就行。李定国、刘文秀却不受,托言「未与朝廷立功,不敢受爵」——这两位后来的抗清名将,此时已显出与孙可望不同的政治分寸。朝廷的回应很微妙:严起恒力持不可,堵胤锡却铸「平辽王」印密奏,派赵昱前往。孙可望嫌从「一字王」降为「二字王」,几乎拒绝入境;赵昱一见他就叩首称臣、私献忠诚,把「平辽王」印收下藏起,仍称秦王。这一幕把朝廷的软弱暴露无遗:连钦差都向叛臣低头了。 第三层是「杀人逼封」。孙可望派瞿鸣丰入朝,一定要实求秦王,请求沿用原宝、只加一道敕书;严起恒、吴贞毓、杨鼎和、刘尧珍、吴霖、张载述六人「持议更坚」,孙可望派人行贿又被严拒。于是他派贺九义带五千兵到南宁,假称护驾,刺杀严起恒、吴霖、刘尧珍、张载述,又在昆仑关追杀杨鼎和;只有吴贞毓因出差幸免。这是南明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朝廷命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军阀派来的杀手刺杀,而朝廷「震动,失上下体」。接着杨畏知入朝,密奏孙可望奸诡难测,被拜为东阁大学士;其同伙龚彝回去进谗,说杨畏知「卖国求荣」,孙可望竟把他杀了。正直之臣一个个倒下,朝廷只剩吴贞毓等少数人苦苦支撑。最后吴贞毓提出:要「一字王」可以,但须另议国号——若封秦王,就等于承认陈邦傅、胡执恭是天子。朝廷改封「徵王」,孙可望怒曰「吾久为秦王,安得屡更」,任僎更说出「大丈夫当自王,何必朝廷乎」——至此,他已公然不奉朝命。 第四层是「谋禅」。清军破浔州,逼近南宁,皇帝想入黔暂避,吴贞毓力谏不可——一入贵州,君臣上下全被孙可望挟制。可马吉翔已暗通孙可望,请皇上急入黔;他与太监庞天寿商议,要靠提塘曹延生、胡正国向秦王「输诚」,甚至托他们转达「劝皇上禅位秦王」的意思。这是全篇最富戏剧性的反转:曹、胡二人虽是孙可望派来的心腹,却「心王室」,听罢惊愕,答称「国家大事,非我辈所敢与」;他们反手把禅位之谋告诉吴贞毓,请皇帝暂止广西境内,以维系人心、阻断阴谋。孙可望欲迎驾入黔「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中外人心不服而暂止;后改安隆所为安龙所,把皇帝安置在万山之中。 篇末的对照最为惨烈:皇帝在安龙「茅茨土库,随扈者止五十人,仪制草率之甚」;孙可望在贵阳「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甚至命方于宣编「国史」,尊张献忠为太祖、比作汤武,把崇祯帝比作桀纣,又制天子卤簿、九奏万舞,屡次劝进。可孙可望仍不敢公然篡位——他忌惮钱邦芑这类「川、黔人望所归」的遗民。钱邦芑被逼,剃发为僧,作偈明志:「一杖横担日月行,山奔海立问前程;任他霹雳眉边过,谈笑依然不转睛。」又答诗:「破衲蒲团伴此身,相逢谁不讯孤臣;也知官爵多荣显,只恐田横笑杀人!」——末句用田横五百士殉义的典故,表明宁死不降。方于宣把诗呈上,孙可望大怒要杀钱邦芑;恰逢安龙十八忠臣之变(吴贞毓等十八人谋迎李定国入卫而被害),人情汹汹,钱邦芑才得免,禅让之谋也从此作罢。 计六奇把这场闹剧收束在「禪受之謀亦遂阻矣」一句,平静之下藏着深意:孙可望的野心不是被忠臣的奏疏阻止的,而是被一连串的血腥杀戮和人心离散耗尽了。他已经能刺杀朝廷命官、逼死大学士、僭拟天子礼乐,却始终跨不过最后那道门槛——因为「秦王」二字是假的,他的权威从头到尾都是窃来的。 【逼袁彭年守制】 “己丑年,袁彭年生母死”——一句话,牵出了南明小朝廷最尴尬的一幕。 袁彭年,字介念,湖广公安人,崇祯进士,永历朝官至吏科给事中。他与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金堡并称“五虎”,以敢言自许,专门攻击马吉翔、陈邦傅一派权臣,是永历初年清流的核心人物。戊子年(1648)李成栋在广东反正归明,袁彭年正是这场反正的参与者之一,一度风光无两。可就在己丑年(1649),他的生母去世,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不守制。 “丁艰不守制”在明代不是小事。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去官守孝三年(实际二十七月),这是孝道,也是礼法,更是士人立身的根本。官员若“夺情”起复,须皇帝特批,且须军情万急,还要挨天下人的骂。袁彭年却是主动不守,还当众发了一通高论:我家世代受国恩、科第蝉联,天地又让我家代产异才;我如今活得比先人还久,上天分明是不想让我闲着,怎么能苦守三年、虚度光阴? 这番话把“不孝”包装成了“天命”,逻辑上骇人听闻,政治上却精准投合了永历朝廷的用人焦虑——正当“中兴”号召人人忘家为国之际。所以他的同党立刻接话:这是“国尔忘家”,中兴有望,该给他晋封世爵。一场母丧,眼看要变成一场论功行赏。 但马太后不答应。她是永历帝朱由榔的生母,在行在里拥有最高长辈的权威。她的质问只有一句:“丁艰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哪朝的祖制允许这样的?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不跟你辩孝道的大道理,只问制度:你援引的是哪一条?袁彭年无言以对,只能“腼颜月余”。腼颜就是厚着脸皮,一个多月里,这位平日弹劾权贵、声震朝廷的给事中,大概只能在羞耻中熬着。 熬完之后,他的选择更耐人寻味:挟重赀而去——带着大批钱财走人;拥富寡为妾——把一个富有的寡妇收作妾;寓于佛山——住进广州府的大镇。原来那寡妇是生员李戌的妻子,家里有数万资产。袁彭年早年在广州督学任上提拔过她的儿子,戊子年李成栋反正之后,她便招袁彭年来主持家事。这里计六奇的笔法很冷:前面是“国尔忘家”的高调,后面是“拥富寡为妾”的实写;前面是同党要给他晋世爵,后面是他带着钱住进了寡妇家。两相对照,什么“中兴可望”,成了一句反讽。 这段文字虽短,却把南明士风的一个侧面钉住了:一方面,礼法依旧是名义上的最高裁判,马太后一句“祖制”就能让权臣低头;另一方面,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钱财与关系——督学任上的一次提拔,换来了乱世里一个富家的收留。袁彭年后来在历史上仍有“五虎”之名,但这一幕提醒我们,清流与浊流之间,有时只隔着一场母丧和一笔钱财。(小注:“李戌”其人未详;“拥富寡为妾”的“拥”字,或谓拥娶、或谓依倚,译作收为妾室,存疑。) 【桂林民力窮竭】 这段文字只有一百多字,却是桂林陷落前最后一张清晰的快照。 主角是瞿式耜。他是永历朝的“留守”,大学士,自永历元年(1647)起镇守桂林,是南明在广西最后的柱石。前一篇里,他刚拒绝了清军使者的招降,此刻又被推到悬崖边上。 先看军队。文中点了三支:滇营、焦琏兵、忠贞营。滇营是从云南来的部队,由胡一青、赵印选等率领,是永历朝廷的支柱;焦琏是桂林本地老将,当年守桂林有功;忠贞营则是李自成余部李赤心(李过)、高必正等,后归堵胤锡节制,此时从四川转战到梧州歇息。三支军队互不统属:滇营与焦琏兵“猜疑生隙”;忠贞营在梧州“休息甲士”,听着像友军,实则各有各的算盘。后一篇《临难遗表》里瞿式耜痛陈“将悍兵骄,勋镇诸臣惟以家室为念”,正是这短句背后的实情。 再看战局。清方遣使送信招降,瞿式耜“不从”——这是他的第一个回答,用行动表明态度。可战场不回答气节:永宁州再报失利,兴宁侯胡一青退回榕江。胡一青是滇营主将之一,连他都在后撤,形势可知。瞿式耜的应对是“复办粮械,趋出兵屯于全”——再筹粮草、再整军械,催着出兵屯驻全州。全州在桂林东北,是桂林门户,严关就在这一线。他知道,守住全州,桂林才有一线生机。 但真正要命的是这一句:“民力穷竭,诛割无术,槁悴万状。”百姓的脂膏已被榨干,再想诛求搜刮也刮不出东西,剩下的是一片枯槁憔悴。军队要粮、要饷,朝廷拿不出;拿不出,就只能散。所以十几天后,当严关失守的消息传来,赵印选、胡一青、王永祚、蒲缨、杨国栋、马养麟一众勋镇,带着“老营”一哄而散,桂林瞬间成了一座空城。这一幕的伏笔,就埋在“民力穷竭”四字里。 永历帝的反应是“为废食”——吃不下饭,在慈宁宫召廷臣议事,拨出东饷一万。一万两,对于一支军队、一座城、一个朝廷来说,能顶什么用?这更像一个姿态:皇帝着急了,可着急解决不了问题。慈宁宫是马太后所居,上一篇里她刚以“祖制”质问袁彭年;这一篇里朝廷议事也在慈宁宫,可见永历朝的“最高决策”,往往就在太后宫里拍板。 计六奇把这篇放在卷十四末尾,紧接着就是瞿式耜的《临难遗表》。读法很清楚:这篇是“因”,那篇是“果”——军队离心、民力枯竭、朝廷只拿得出一万两银子,于是有了桂林空城,有了瞿式耜与张同敞的坐而待死。一百多字里,有战报、有君臣、有百姓,也有一个王朝走到尽头时的全部无奈。(小注:原文“永曆間為廢食”,“間”疑为“聞”之误,或系“永历年间”之意,两存其说;“东饷”具体所指未详。) ================== 卷十五 ================== 【永曆至梧州】 正月初一还在朝贺,正月十三已经上船:永历帝的又一次大逃亡 七天的崩溃 庚寅年(1650)正月初一,永历帝还在肇庆接受群臣朝贺。头一天除夕夜,清兵已经过了梅岭;初三攻克南雄,宝丰伯罗成耀弃守韶州;初七消息到肇庆,皇帝"震恐",下令备船西逃;初九登舟,十三解缆;二月初一到梧州。从朝贺到逃亡,前后不过十几天。 计六奇把这一段写得极有画面感。真正让朝廷"上下崩溃"的,其实还不是清兵,而是自己的武弁家丁——他们先抢钱袋最鼓的(吏部尚书晏清等),再抢官位最显的(吏部丁时魁等),"凡文臣所有,悉为之掠"。随路的劫夺更凶,"文职俱无完肤"。一个朝廷的体面,是被自己人抢光的。 给事中金堡专门上奏请求留驾,"争之不得"。这位以刚直闻名的言官,在这一篇里只能眼睁睁看着皇帝登船。戎政刘远生倒很识趣,自请开路清道——意思是逃亡的队伍得有人打前站。一个负责军政的大臣,本职工作变成了给皇帝的船队清路,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讽刺。 瞿式耜的两封疏 瞿式耜的奏疏是本篇最讲道理的文字。他先分析地理:广东水多地少,骑兵难以展开,这看似不利;但李成栋归顺后局面已稳,赋财是广西的二十倍,"内强而外可备";韶州离肇庆数百里,强弩登城、立营固守,足以等待四面的勤王兵。结论是一句质问:"何乃朝闻警而夕登舟?"——早晨听到警报,晚上就上船,为什么这么急? 疏上了两次,皇帝已经到德庆、进梧州了。计六奇点出背后的政治:李成栋归明后首疏"文武各还事权、言官正气宜奖",得罪了失权的一派;那班人巴不得皇帝离开广东,所以"弃东如屣"。——这里要提醒,计六奇用的是明代的语汇讲南明的事,所谓"失权者"的具体所指,他没点名,读者需自行结合前后篇(李元胤、陈邦傅等)来看,这也是一处存疑。 瞿公为什么"自相矛盾" 有意思的是,瞿式耜先前反对皇帝往东去肇庆,如今又反对往西去梧州。计六奇替他解释:这不是自相矛盾,而是"新造小邦,宜以镇定"——新手朝廷最怕的就是折腾;一迁徙,人心就散,叛将溃兵趁机抢劫,敌人闻风而至。换句话说,瞿式耜守的不是某个地名,而是"不逃"这件事本身。 可永历帝有自己的账本:一是他深知文武诸臣靠不住,"战不胜、守不固";二是他拿崇祯以来的几位君主当镜子——弘光、隆武都因为逃得不早而亡国,所以"亟亟以登舟为逃命计"。这话说得沉痛,也说得可怜:一个皇帝的安全感,只能建立在船和逃路上。计六奇忍不住叹了一句:"国势至此,有不土崩瓦解者乎?" 最后一句最见史家分寸 篇末计六奇忽然跳出叙事,交代史料来源:据《遗闻》,把丁时魁、蒙正发等下诏狱是不对的;据《粤记》,对"五虎"严刑则是大快人心。两本书说法完全相反,他"姑并存之,以俟笔之史者"——不替古人断案,把判断权留给后世修史者。在一部充满褒贬的书里,这几句冷静话反而最见分量。 这一篇讲什么 这一篇写的是"逃亡的惯性"。肇庆本来可守——有财赋、有地利、有李成栋归顺后的局面;可皇帝怕臣下、怕重蹈崇祯覆辙,十几天内就从朝贺的盛典逃到以船为家。瞿式耜讲道理,金堡讲骨气,刘远生讲实务,却都拦不住一条船。计六奇没有骂永历帝昏庸,他写出的是制度性的绝望:当"逃"成了朝廷唯一的共识,再正确的奏疏也只是一纸空文。 【杜允和固守羊城】 准备逃走的广州守将,最后守了八个月 一颗印的五手传递 这一篇短,开头却像一段官场接力赛:李成栋死时,"两广印"在杜允和手里,才没丢;随后传给李栖鹏(死在梅岭)、阎可义(病死韶州)、李五老(李元胤之兄,士兵吵闹不服)、罗守诚(浙江人,成栋中军,不孚众望),最后回到杜允和手里,由他"摄两广篆",专守羊城。 这五次转手,几乎就是李成栋集团覆灭的缩影:一员猛将死后,部众四分五裂,继任者非死即病、或被部下嫌弃。印还在,权威已经散了。杜允和(他书多作"杜永和",当是同一人)接下的不是一方封疆,而是一堆残余的人心。 在船上等了一个月 庚寅年(1650)正月初七,清兵过梅岭。按上一篇的记载,皇帝已经从肇庆逃往梧州。守城的杜允和也做了同样的打算:正月十四,他和三司官员江槱等出城登船,把船停在海珠寺旁,约定"俟烽火照影,即挂帆虎头门"——只要看见火光映到船上,立刻扬帆从虎头门出海。 结果等到月底,"杳无音耗"。清兵没来。杜允和只好带着官属回城,重新分派防区,老老实实做固守的打算。读到这里忍不住发笑:一座省会城市的守将,把逃命的船泊在寺边等了一个月,等来的不是烽火,是空等。 广州为什么守住了 清兵二月初四才到,驻营城北,"仰攻甚难"。计六奇特意解释地理:广州东南两面靠珠江,北城壕外有二里多烂泥田,人马站不住脚;只有西门一带是山脚,杜允和在那里筑了石头重城。再加上珠江以南五个大县的钱粮"输贡不懈",城里有粮、有险可恃。从二月打到十月,三次大战,杜允和晋封豫国公。 一个本来准备跑的人,靠烂泥田和石头城守了大半年,还升了官——这大概不是因为他忽然变勇敢了,而是因为敌人来得晚、地形帮了忙、粮道没断。南明很多"奇迹"就是这么来的:不是谁英明,是条件刚好凑齐了。 有一点值得留意:计六奇在篇末专门作注,解释羊城、珠江、海珠寺、虎头门。这不是闲笔——本篇的关键情节(泊舟海珠寺、扬帆虎头门、城北污田、西门山麓)全靠地理支撑。换一个不熟悉广州的读者,那场"等烽火"的戏就失去了空间感;作者用几条小注把舞台搭好,读者才知道这位守将当时站在哪里、又准备往哪里逃。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写杜允和,没有拔高,也没有嘲弄到底。他老老实实写下"出城登舟""候至月终""杳无音耗""后率官属入城"这一串动作,一个犹豫、侥幸、又没有别的办法的守将形象就立住了。羊城、五羊城、珠江、海珠寺、虎头门——篇末短短一句地望注释,像给这场滑稽而顽强的坚守盖了个地理的戳。乱世里,很多人不是英雄也不是懦夫,只是在船和城墙之间,选了当时更近的那一个。 【瞿式耜殉節】 瞿式耜:城亡与亡,一个被朝廷疏远的人选择与城同死 三王征广,桂林已是一座孤城 己丑年(1649)六月,清朝三路进兵:尚可喜、耿继茂出鄱阳、过梅岭入广东,孔有德渡洞庭、经牂牁入广西,史称"三王征广"。舟约一万五千,兵都带妻随征——这是要把南方彻底打下来的架势。 而瞿式耜留守桂林已经三年。三年前戊子年二月那场乱兵劫掠之后,他到平乐、皇帝到南宁,"君臣从此永诀"。这一句极重:从此他再没见过永历帝。行在诸臣"各私功名、各徇门户",怕老成先达碍事,表面用"留守"的名义尊他,实则把他远远支开。桂林守得越久,他在朝堂上越孤单。 城是怎么丢的 庚寅年十一月初五辰时,清兵大举入严关。严关是桂林北面的门户,一旦失守,城就保不住。可真正让城门洞开的,是几分军饷:赵印选、胡一青、王永祚"俱以分饷入桂"——为了分军饷进了城,榕江防线空了;杨国栋、马养麟从小路驰援,兵未战而溃。派使者去召赵印选,人家已经出城;城中大乱,"沿途驱掠,式耜令戢不得"。守了三年的大学士,连自己部下的抢劫都制止不了。 城外溃兵云飞鸟散,胡一青、王永祚也走了。这时候,总督张同敞从灵川回来,过江东不回自己寓所,径直来找瞿式耜。这段对话是全文的高潮: 瞿式耜:"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将安往!" 张同敞:"公言是矣!君恩师义,敞当共之。" 于是两人哭,对饮。家人哭着请瞿式耜出城号召各勋再图恢复,他挥手赶开,不肯。第二部分《张同敞殉节》里,张同敞说得更好:"公能为朝廷死,同敞独不能乎?何相待之薄也!"——你能为朝廷死,我就不能吗?你这是小看我。 绝命词与《浩气吟》 第二天早晨两人被俘。见孔有德,瞿式耜"以死自誓,不复一言",只求一死。被囚后天天与张同敞赋诗唱和,到闰十一月十七日遇害。绝命词说:"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死时雷电大发,远近称异。 狱中诗集名《浩气吟》,自序把场景交代得很清楚:"城亡与亡,余誓必死。别山张司马自江东来城,与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八首诗里,我最爱这几句:其一"残灯一室群魔绕,宁识孤臣梦坦然";其二"不有江陵真铁汉,腐儒谁为剖心肠"——把张同敞称作江陵铁汉;其四"上爵满门皆紫绶,荒村无处不青燐",是高官与白骨的对照;其八"劫运千年弹指去,纲常万古一身留"。计六奇把这些诗全录下来,等于让瞿式耜在狱中又活了一次。 谁给他们收尸 金堡此时已削发为僧,上书孔有德请葬二公;吴江义士杨艺(字硕文)备衣冠棺殓,把两人葬在北门之园。一个"五虎"言官、一个吴江义士——当年在朝堂上吵得你死我活的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站到了一起。篇末记死期为闰十一月十七日,下一篇记十八日,相差一天,两说并存,我没有替他们改。 这一篇讲什么 本篇写的不是打赢的仗,而是"输得好看"。瞿式耜守了三年桂林,最后被自己人架空、被部下丢弃;真正与他同死的不是那些公爵侯伯,而是一个半路赶来、本可离开的总督。篇中那句"封疆既失,身将安往",是旧时代疆臣最极端的答案:地盘没了,人也没有去的理由了。计六奇把它原原本本记下来,既是为瞿式耜立传,也是给那些"各私功名、各徇门户"的行在诸臣的一面镜子。 【張同敞殉節】 张同敞:张居正的曾孙,用四十天唱和写完最后一页 一个"不该做官"的人 张同敞是湖广江陵人,曾祖父就是万历朝的权相张居正。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殉难,他藏匿民间、徒步南归;弘光朝立,他痛悼崇祯,"服丧三年,誓不仕",在吴浙山水间隐居。这是一个把"不仕"当作守节方式的人。 可乱世不许他隐。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广求旧臣,把他召来;他极力推辞,皇帝说了一段很有人情味的话:你祖父有功,先朝曾荫锦衣卫指挥;你现在不受,几年后这爵位就湮没了;你纵要报先帝,拿祖宗的爵位怎么办?"强为朕袭锦衣官"——我非要你替朕承袭不可。张同敞"感泣",这才改授锦衣卫指挥使。一个文人,被皇帝用"保住你家祖爵"的理由推进了武职。 后来隆武帝又派他去安抚湖广的降贼李赤心等:你是楚人,你家世为楚人所信服,去替朕宣布威信,"毋扰赤子"。他去了,"群贼稽颡归化,无不感服"。回朝走到广东边界,听说八闽失守,仰天大哭,"如穷人无所归"——这句写尽了一个遗臣的孤绝。 这个人的三次选择 第一次在端州:永历帝见他,说"尔文人也,复有大节;何可以武职屈",改授翰林院右春坊侍读学士。这是朝廷对他的礼遇。 第二次在戊子年:黔粤隔绝,川黔士绅议立荣、韩二藩,另立朝廷。张同敞与钱邦芑、郑逢元、杨乔然"力争不可,众议乃沮"。在国家最涣散的时候,他选择守住法统,不另起炉灶。 第三次在庚寅年十一月初五:清兵入严关,两营战败,他本可以走——瞿式耜也明说"子军中总督,自宜行,天下事尚可为"。可他笑道:"公能为朝廷死,同敞独不能乎?何相待之薄也!"然后连取酒共饮,坐而待之。这个人一生推辞过官、推辞过武职,却从不推辞死。 不跪、毒骂、断臂、赋诗 次日城破,两人见孔有德,"两人不跪,同敞尤大骂";部下捶辱,他骂得更厉。孔有德把他们关在城北小室,百般劝降:瞿式耜只是大哭,张同敞则毒骂,一有空就赋诗。孔有德愤怒,命折断他的右臂——他"仍谈笑赋诗不绝";右臂废了,诗成,瞿式耜代他书写。两人幽囚唱和四十余日,各有诗几十章。孔有德见"困愈久、苦愈甚而志愈坚烈",知道终不可辱,闰十一月十八日杀之。(上一篇记十七日,相差一日,两存其说。) 金堡已为僧,致书孔有德,收殓二公葬于白鹤山下。永历帝闻死讯,"深为痛悼,累日不食,望而祭之",赠陵江伯。他无子,诗文四十余卷毁于兵燹,只剩绝命词数十章传到行在,皇帝命工部刻印,赐名《御览伤心吟》。 这一篇讲什么 计六奇写张同敞,最见笔力的是"收敛":他不写战场厮杀,只写几个动作——见皇帝时"号哭不已",听说福建失守"仰天大哭",与瞿式耜对饮,断臂后"谈笑赋诗"。一个张居正的后人,用四十年生命还清了家族的债:隆武帝保他家的祖爵,他用一条命还了大明的国恩。瞿式耜的诗里称他"江陵真铁汉",这四个字,是整卷最重的评语。 【鄭之珖傳】 郑之珖是明末一个“穷而骨头硬”的人。他四川广安出身,崇祯年间中举,被派到广东高州做推官。高州靠海又偏远,历任官员多半贪得无厌,他偏偏一尘不染,断案尤其公正,百姓都爱戴他。本来考核最优、要升通州知府了,北京却被李自成攻破,广东士民死死挽留,他走不成——一个地方官能得民心到这个地步,已是不易。 真正的考验在后面。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召他入朝做工部主事、员外郎。不久福建全境陷落,士绅纷纷投降,他剃发为僧,在新会县卖药糊口。官府和本地人变着法子逼他,他死不改口。戊子年李成栋反正归明,他才蓄发回到行在,转任户部员外郎。一边是清朝的刀,一边是“贼寇”的逼,他两样都不肯低头。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贵阳。庚寅年他升礼部祠祭司郎中、到贵州主考,正撞上孙可望带兵入黔,武力索要“秦王”封号。大学士严起恒、杨鼎和和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五人据理力争,孙可望竟把五人杀掉、抛尸水中,自称秦王。永历帝又惊又痛,反而赐名“朝宗”去安抚。文武百官被胁迫授官、改印、改制,不顺从就杀,一时无人不屈。郑之珖却在这时弃官携家眷逃到湄水北岸隐居,躬耕自给,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却安然自得。他做官时不收一分贿赂,行囊萧然,所以穷得坦荡。 他在湄水有个知己,就是钱邦芑。两人相距不过三十里,一有村酒便相邀对饮,醉后悲歌不已。甲午年钱邦芑也被孙可望逼得剃发做了“大错和尚”,郑之珖闻讯大哭,跑去吊唁:“我从前因福建之难为僧,如今您因贼寇为僧,上天困厄我辈,竟至于此!”此后他寄情诗酒,不再问人间事。丙申年九月病笃,他嘱妻子汤氏:“我若不起,大错和尚必来,后事只可托他。”十月初五去世,钱邦芑奔丧,友人们私谥“贞确先生”,葬于湄水桥西,立碑表墓。他留下两子,长子早夭,两个遗孤由江津人程源抚养;《明书》《椟庵文集》等著述流传于世。 钱邦芑在传末的议论最见分量:一时激于义愤、义形于色而不苟且,容易;屡遭大变而百折不回,才难。他把郑之珖与张同敞并论——同敞先不受李自成之污、终不向清朝屈膝;之珖先不向清朝屈膝、终不受孙可望之污——两人死法一慷慨一从容,但“始终不辱”的清白完全一致。这正是孔子所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者还把这归功于明朝“祖宗布德之深、养士之善”:三百年的养育,养出了这样一批不肯弯腰的人。 还可以补一笔背景:孙可望本是张献忠的义子,献忠死后率部入滇黔,把永历帝迎到安龙,却步步紧逼,先杀五大臣,再迫封秦王,终至构陷十八忠臣。郑之珖所处的,正是南明小朝廷最屈辱也最黑暗的一段。士绅“半降”之时,他选择做卖药的和尚、躬耕的隐士;及至连隐居也保不住,他仍以“不污于贼”守住了最后一道底线。所谓“贞确”,贞是守节不移,确是坚定不疑,友人私赠的这个谥号,正是他一生的注脚。 (小注:原文“通州知府”与明代通州为州制不合,疑为传写之误;《罏史》书名含义不可考,均已存疑。) 【臨難遺表】 这是南明史上最著名的一封遗表,写于桂林城破之后、刑场之前。 作者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号稼轩,常熟人,永历朝大学士、桂林留守。他从永历元年(1647)起独守桂林四年,前一篇短文写尽了他的困境:军队离心、民力枯竭、朝廷只拨一万两东饷。这一篇,是他用血泪写下的最后一笔。 表一开头就自认“罪臣”“书生”,说自己不懂军事,却被谬委“留守”重任,拮据四载、力尽心枯。这不是谦辞,而是他四年来的真实处境:将领强悍、士兵骄横,勋镇们只惦记家眷;说到战守全是空话,逼粮逼饷刻不容缓;他请派督师不来,请求放归不许;上了几道奏章,朝廷“漠然置之”。一句“漠然置之”,写透了行在对他的抛弃。 接着是惊心动魄的十一月初五。十月十三日他还召集众议、搜括悬赏,以为不能战还能守;初五这天,赵印选传来严关各哨尽失的塘报,他飞催诸将星夜赴援,赵印选却踌躇不前——原来精神全在“老营”(家眷辎重),只忙着搬家。午后一侦察,胡一青、王永祚、蒲缨、杨国栋、马养麟各家的老营全都撤走,城中为之一空。瞿式耜抚膺顿足:“朝廷以高爵饵此辈、百姓以膏血养此辈,今遂作如此散场乎?”——高官厚禄和百姓血汗养出来的,就是这样一支一哄而散的军队。这是全文最愤怒的一句。 然后是张同敞。他在江东得知城中已空、只剩留守一人,竟泅水过江,直入寓所。瞿式耜劝他:“城亡与亡……子非‘留守’,可以无死;盍去诸!”张同敞正色回答:“死则俱死;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你想独做君子,还不许我陪着?当夜两人明灯正襟而坐,童仆散尽,只剩一个老仆;夜雨涔涔,城外火光烛天,满城寂无声响。坐到鸡叫,守门兵来报:“大清已围守各门矣!”天明,两人说:“吾二人死期近矣。”辰刻,喧嚣声逼近,几名持弓佩箭的清兵突至,将二人执去。瞿式耜还说:“吾等坐待一夕矣,毋庸执!”——我们等了一夜了,不用捆。大雨如注中,两人在泥淖里踉跄数个时辰,才到靖江府后门。 最耐人寻味的是与孔有德的对面。孔有德已坐王府,靖江王父子也被移置别室、不加害。二人以必死之身不拜,站着说:“城已陷矣,惟求速死,夫复何言!”孔有德却“霁色温慰”,说了一段极有水平的话:我在湖南就知道城中有个“留守”;到这里就知道有两位公不怕死而不去;我绝不杀忠臣,何必求死!甲申闯贼之变,大清为先帝复仇,还以礼葬祭,这是人人都该感激的;如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这是清方最有效的攻心术——它把“复仇”和“礼葬崇祯”摆在明面上,确实打动过许多明臣。二人的回答也很硬:“吾两人昨已办一死。其不死于兵未至之前,正以死于大廷,诚不若死于大廷耳。”——我们不是不敢死,是要死在朝堂上,死得光明正大。孔有德不再勉强,派人安置,连“不薙发”也不强求。 表的后半从刚烈的对白转为一个老人的柔情。此时大清已克平乐、阳朔,取梧州只在旦夕;他想到永历帝可能寻短见,仰天长号:“吾君遂至此极乎!”随后剖白心迹:当年拥戴的一片初心,只因国统断绝、一线相系,不自量力妄举大事;四年来虽无寸功,也算保全尺土;岂知天意难窥、人谋舛错,一年年竟至于此。即使寸磔臣身,也难掩负君误国之罪。但他没有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累累诸勋,躬受国恩,敌未临城,望风逃遁;大厦倾圮,固非一木所能支”。最后,他洒泪握笔,详述初五以来的情形,只愿皇上“勿生短见,暂宽圣虑,保护宸躬”,以全万姓之命、留一丝之绪;至于自己,只求一死以报隆恩、以尽职分,“天地鬼神,实鉴临之”。 这封表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同时做到了三件事:向朝廷报告败亡的真相(并点名那些逃将),向皇帝作最后的劝谏(活下去,别寻短见),向历史交代自己的心迹(初心、寸功、误国之罪)。临表“呜咽瞻仰”,血泪俱下。十几天后,孔有德见二人困久苦深而志愈坚,将他们杀害;金堡为僧后致书孔有德,收殓二公葬于白鹤山下。(小注:原文“朝延”当为“朝廷”;“安塘报”“丛室而行”“十四十日”等处文字有疑,均已随文说明。) 【張同敞殉節】 张同敞是湖广江陵人,曾祖父就是万历朝的权相张居正。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殉难,他藏匿民间、徒步南归;弘光朝立,他痛悼崇祯,"服丧三年,誓不仕",在吴浙山水间隐居。这是一个把"不仕"当作守节方式的人。 可乱世不许他隐。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广求旧臣,把他召来;他极力推辞,皇帝说了一段很有人情味的话:你祖父有功,先朝曾荫锦衣卫指挥;你现在不受,几年后这爵位就湮没了;你纵要报先帝,拿祖宗的爵位怎么办?"强为朕袭锦衣官"——我非要你替朕承袭不可。张同敞"感泣",这才改授锦衣卫指挥使。一个文人,被皇帝用"保住你家祖爵"的理由推进了武职。 后来隆武帝又派他去安抚湖广的降贼李赤心等:你是楚人,你家世为楚人所信服,去替朕宣布威信,"毋扰赤子"。他去了,"群贼稽颡归化,无不感服"。回朝走到广东边界,听说八闽失守,仰天大哭,"如穷人无所归"——这句写尽了一个遗臣的孤绝。 第一次在端州:永历帝见他,说"尔文人也,复有大节;何可以武职屈",改授翰林院右春坊侍读学士。这是朝廷对他的礼遇。 第二次在戊子年:黔粤隔绝,川黔士绅议立荣、韩二藩,另立朝廷。张同敞与钱邦芑、郑逢元、杨乔然"力争不可,众议乃沮"。在国家最涣散的时候,他选择守住法统,不另起炉灶。 第三次在庚寅年十一月初五:清兵入严关,两营战败,他本可以走——瞿式耜也明说"子军中总督,自宜行,天下事尚可为"。可他笑道:"公能为朝廷死,同敞独不能乎?何相待之薄也!"然后连取酒共饮,坐而待之。这个人一生推辞过官、推辞过武职,却从不推辞死。 次日城破,两人见孔有德,"两人不跪,同敞尤大骂";部下捶辱,他骂得更厉。孔有德把他们关在城北小室,百般劝降:瞿式耜只是大哭,张同敞则毒骂,一有空就赋诗。孔有德愤怒,命折断他的右臂——他"仍谈笑赋诗不绝";右臂废了,诗成,瞿式耜代他书写。两人幽囚唱和四十余日,各有诗几十章。孔有德见"困愈久、苦愈甚而志愈坚烈",知道终不可辱,闰十一月十八日杀之。(本篇据原文作闰十一月十八日;他篇或记十七日,相差一日,两存其说。) 金堡已为僧,致书孔有德,收殓二公葬于白鹤山下。永历帝闻死讯,"深为痛悼,累日不食,望而祭之",赠陵江伯。他无子,诗文四十余卷毁于兵燹,只剩绝命词数十章传到行在,皇帝命工部刻印,赐名《御览伤心吟》。 计六奇写张同敞,最见笔力的是"收敛":他不写战场厮杀,只写几个动作——见皇帝时"号哭不已",听说福建失守"仰天大哭",与瞿式耜对饮,断臂后"谈笑赋诗"。一个张居正的后人,用四十年生命还清了家族的债:隆武帝保他家的祖爵,他用一条命还了大明的国恩。瞿式耜的诗里称他"江陵真铁汉",这四个字,是整卷最重的评语。 【鄭之珖傳】 郑之珖是明末一个“穷而骨头硬”的人。他四川广安出身,崇祯年间中举,被派到广东高州做推官。高州靠海又偏远,历任官员多半贪得无厌,他偏偏一尘不染,断案尤其公正,百姓都爱戴他。本来考核最优、要升通州知府了,北京却被李自成攻破,广东士民死死挽留,他走不成——一个地方官能得民心到这个地步,已是不易。 真正的考验在后面。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召他入朝做工部主事、员外郎。不久福建全境陷落,士绅纷纷投降,他剃发为僧,在新会县卖药糊口。官府和本地人变着法子逼他,他死不改口。戊子年李成栋反正归明,他才蓄发回到行在,转任户部员外郎。一边是清朝的刀,一边是“贼寇”的逼,他两样都不肯低头。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贵阳。庚寅年他升礼部祠祭司郎中、到贵州主考,正撞上孙可望带兵入黔,武力索要“秦王”封号。大学士严起恒、杨鼎和和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五人据理力争,孙可望竟把五人杀掉、抛尸水中,自称秦王。永历帝又惊又痛,反而赐名“朝宗”去安抚。文武百官被胁迫授官、改印、改制,不顺从就杀,一时无人不屈。郑之珖却在这时弃官携家眷逃到湄水北岸隐居,躬耕自给,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却安然自得。他做官时不收一分贿赂,行囊萧然,所以穷得坦荡。 他在湄水有个知己,就是钱邦芑。两人相距不过三十里,一有村酒便相邀对饮,醉后悲歌不已。甲午年钱邦芑也被孙可望逼得剃发做了“大错和尚”,郑之珖闻讯大哭,跑去吊唁:“我从前因福建之难为僧,如今您因贼寇为僧,上天困厄我辈,竟至于此!”此后他寄情诗酒,不再问人间事。丙申年九月病笃,他嘱妻子汤氏:“我若不起,大错和尚必来,后事只可托他。”十月初五去世,钱邦芑奔丧,友人们私谥“贞确先生”,葬于湄水桥西,立碑表墓。他留下两子,长子早夭,两个遗孤由江津人程源抚养;《明书》《椟庵文集》等著述流传于世。 钱邦芑在传末的议论最见分量:一时激于义愤、义形于色而不苟且,容易;屡遭大变而百折不回,才难。他把郑之珖与张同敞并论——同敞先不受李自成之污、终不向清朝屈膝;之珖先不向清朝屈膝、终不受孙可望之污——两人死法一慷慨一从容,但“始终不辱”的清白完全一致。这正是孔子所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者还把这归功于明朝“祖宗布德之深、养士之善”:三百年的养育,养出了这样一批不肯弯腰的人。 还可以补一笔背景:孙可望本是张献忠的义子,献忠死后率部入滇黔,把永历帝迎到安龙,却步步紧逼,先杀五大臣,再迫封秦王,终至构陷十八忠臣。郑之珖所处的,正是南明小朝廷最屈辱也最黑暗的一段。士绅“半降”之时,他选择做卖药的和尚、躬耕的隐士;及至连隐居也保不住,他仍以“不污于贼”守住了最后一道底线。所谓“贞确”,贞是守节不移,确是坚定不疑,友人私赠的这个谥号,正是他一生的注脚。 (小注:原文“通州知府”与明代通州为州制不合,疑为传写之误;《罏史》书名含义不可考,均已存疑。) ================== 卷十六 ================== 【安龍紀事(1)】 安龙本来只是贵州一个偏远的小所城,却被孙可望改名“安龙府”,成了南明永历帝的囚笼。随驾的文武只有五十多人,宫室礼仪一切草简。皇帝住在别人替他盖的房子里,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耳目之中。 这个“耳目”,就是马吉翔。他本是北京城里的无赖,靠巴结内监起家,冒称锦衣卫世职,一路贿升到总兵、封文安侯,掌了戎政。到了安龙,他看清朝廷大势已去,便与太监庞天寿合谋:逼皇帝禅位给秦王,自己做个开国功臣。障碍只有一个——首辅吴贞毓。他们先唆使党羽连章弹劾,皇帝却压着不办;马吉翔又派人游说胡士瑞劝进,被厉声骂退;再叫古其品画《尧舜禅受图》,古其品宁死不画,竟被乱杖打死。 六月里,孙可望干脆下札谕,把内外机务全交给“戎政、勇卫两衙门”,等于公开宣布皇帝无权。他还立太庙,中间供明太祖,左边供张献忠,右边供自己祖父,改国号“后明”——这已经不是篡位,是改朝换代了。 绝境中,永历帝想出了那道著名的密敕。他私下对太监张福禄、全为国说:李定国忠勇善战,又与孙可望有隙,能救驾的只有他。五个人——徐极、林青阳、胡士瑞、张镌、蔡縯——商议后去见吴贞毓,老首辅只说了一句:“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辈致命之秋。”林青阳自告奋勇,借请假归葬之名,把密敕缝在身上从小路送出。这是永历六年十一月的事。 故事最揪心的地方,是泄露的过程。第二年六月,皇帝又派周官催敕,必须先设法把马吉翔支开——正好霜降代祭兴陵,把他派往广东。可马吉翔在广东听说林青阳带敕到了李定国营,立刻派汪锡玄探听;偏偏刘议新路上遇见他,不知他未参与,把底细和盘托出。马吉翔一面逼刘议新写启告发,一面叫弟弟马雄飞倾家荡产贿赂提塘王爱秀。奏报飞到孙可望手里,郑国奉命来拿人,十八人的狱案就此铸成。 三月初六那天,天气本来清明,诸君子被捕时忽然烈风霾日、阴云惨黑,安龙士民惊呼“天地间一大变事”。郑国严刑拷打,裴廷谟被打断双臂;轮到蔡縯,他厉声要纸笔,当天告白“以此见臣子报国苦衷”,把同谋一一写出,却咬定“未经奏明”,不肯把皇帝牵进去。许绍亮本可获释,却流泪不肯独生,与十八人挥泪拜别。 最后定案: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凌迟,吴贞毓赐绞,其余弃市。临刑诸人神色不变,望阙叩头,还劝百官“不可附天寿、吉翔卖国”。吴贞毓、蒋乾昌、李元开、朱东旦各赋诗明志,朱议■“精忠贯日吞河岳”之句尤其悲壮。他们又说:“他日必借秦王势挟制天子,中兴大业,从此已矣!”——这句话,后来字字应验。 读这一篇,要看的不是忠奸的脸谱,而是貌似“合法”的朝廷怎样被架空:一道求救的密敕,竟成了杀人的罪名;皇帝亲眼看着自己的臣子被杀,只能说一句“朕知是谁”。这就是安龙纪事最沉痛的地方。 【安龍紀事(2)】 这一篇极短,却像一记重锤,敲在上一篇十八忠臣的血迹上。 安龙那场大屠杀之后,胜利者弹冠相庆。马吉翔的弟弟马雄飞从贵州回来,哥哥马吉翔靠着孙可望这棵大树,重新把持了朝廷机密。他拉来两个同党:张佐辰、扶纲,让他们“摄相行事”——代理宰相的职权。于是内外大权尽归庞天寿、马吉翔两人。回头看上一篇:正是这两个人,为了逼永历帝禅位给秦王,先唆使党羽弹劾吴贞毓,又伪造秦王札谕、私铸伪印,最后把十八个忠臣送上刑场;临刑前忠臣们还指着他们骂“他日必借秦王势挟制天子,为所欲为”。这句话,几乎立刻应验了。 当时的士人心里透亮,嘴上却不敢明骂,只好拿绰号出气:张佐辰相貌丑陋、又给权奸当狗腿,被叫作“判官”——阴曹地府里专管枉死鬼的官;扶纲则被叫作“小鬼”——给判官跑腿的小角色。这两个绰号又刻薄又准确:判官小鬼,本该在阴间,如今却站在朝堂上。而国家局势,就在这“判官小鬼”的股掌之间,一日弱似一日。作者写到这里,笔锋冷得像刀。 篇末忽然转到吴贞毓,笔调从冷嘲转为热赞。吴贞毓正是十八忠臣里领头的一位,也是那道召李定国入卫的密敕的主持者。作者(或其所引论者)给他算了一笔“人生四难”的账:活得长久,近百年;科场得意,登过会元;位极人臣,做过宰相;名垂青史,被称为忠臣。这四样,寻常人能得一样已是福气,偏偏全落在吴贞毓一人身上。结尾一句“呜呼!盛哉”,是赞叹,也是惋惜——因为这位集四难于身的老人,最终正是死于“盗宝矫诏”的诬陷,被赐绞刑。赞得越高,越显出杀他的那个世界有多荒唐。 一篇之内,前半写小人得志,后半写忠臣荣哀,两相对照,胜败荣辱在这里完全颠倒:活着掌权的“判官小鬼”其实早已输了,死去的吴贞毓反而赢得了“四难俱全”的完满。这大概就是作者计六奇要告诉读者的。 还可补一层后话:三年之后孙可望败逃降清,李定国率文武上疏为安龙死难诸臣请恤,朝廷赠吴贞毓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谥“文忠”,荫一子锦衣卫佥事世袭;郑允元赠武安侯,谥“武简”。其妻裴氏、其子谷戩与郑允元夫人邓氏,扶柩合葬于城西海源寺。当时马吉翔又已当国,奸党侧目,不敢通知,只有深知内情的几位廷臣白衣冠前往送葬。生前的“判官小鬼”得意于朝堂,死后的忠臣却由故人含泪收骨——这正可与此篇对读。 “四难”之说未必全是史实,更像是论者借追谥之机,替所有屈死的忠臣补上的一份哀荣:科名、相位、忠名、寿数,人间所重者,你们一样也不该少。 需说明一处疑点:原文说吴贞毓“丙辰生,时年九十有七”,但据史传他生于万历丙辰(1616)、卒于乙未(1655)前后,年仅四十许;“九十有七”与事实不符,很可能是传写或刻印之误,这里照原文译出并标明存疑。 【錢邦芑祝髮記】 这是钱邦芑以第一人称写下的“出家记”,也是理解他为什么叫“大错和尚”的钥匙。 开头先算旧账:庚寅年孙可望入黔,逼封秦王、逼授官职,他拒了;此后三年,孙可望前后征召十三次,他回回顶回去,最后连刀都架上了,他仍“义命自安”。一个读书人,没有兵、没有势,靠的就是这股“不合作”的拗劲。他退隐的蒲村,在余庆县,正是上一篇郑之珖隐居湄水的邻县,两人相距不过三十里。 甲午年二月二十三日,是他的生日,故事由此有了画面感。山阴、邻水、富顺、西湖、渝州、遂宁、湄水——天南地北的朋友聚在假园,斟酒祝寿。这时广安的郑之珖抱病寄来一篇赞文,把他说成“直臣+隐者”的合体:汲黯有骨气却没学问,严光有高洁却没气节,而钱邦芑两样都有。众人举杯:“非郑公不知先生,非先生不足当是赞。”钱邦芑再拜作答,一句“敢忘诸君子今日之训,以贻知己羞”,既领情,也暗暗立下了志向。 转折来得出人意料。第二天,余庆县令邹秉浩奉孙可望之命上门催逼,威吓万端。钱邦芑不吵不闹,斟酒陪笑,谈笑间谢绝。席间胡凫庵看透老友心意,私下赋诗:“酒中寒食雨中天,此日衔杯却惘然!痛哭花前莫相讶,不如往泛五湖船。”——不如学范蠡泛舟五湖去吧。当夜,他就在小年庵剃发为僧。 那一偈写得极有气势:“一杖横担日月行,山奔海立问前程;任凭霹雳在眉边掠过,谈笑依然不转睛。”这不是消沉,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通透。门下弟子争先披剃,先后跟他出家的有十一人;他反而不许,百般劝阻,才刹住这股风。他把故居改成“大错庵”——“大错”二字,既是法号,也是他对这一生、对这个时代的判词。 最后三首诗是被押解途中所作。镣铐加身,他却悟出“桎梏原来是幻身”“忠孝原来是法身”:身体会被囚、会坏灭,忠孝才是不能磨灭的真身。第三首“红炉□□□□雪”原文缺四字,只能存疑。还需补一点背景:钱邦芑在永历朝是有名的直臣,曾屡次上疏弹劾权奸,所以郑之珖的赞文才借皇帝之口说他“有汲黯之骨”。他这次剃度,并不是看破红尘的消极举动,而是一种姿态——孙可望要逼他“署伪职”,他既不肯做官,又无法公开抵抗,便用僧衣把身体从朝廷的名册里划掉。对当时人来说,剃发与蓄发都是政治选择:他后来听说郑之珖病中托付后事,果然奔赴料理,可见所谓“方外”并未隔断他对朋友的担当。“大错庵”里那十一个弟子,也多是这般不肯折腰的人。 读这篇要看的,不是佛学,而是一个士人在“降”与“不降”之间,怎样用剃度这一仪式,把身体的失败变成精神的胜利。它和上一篇《郑之珖传》互为呼应:一个为友痛哭,一个自述披剃;一个是旁观者,一个是当事人,合起来正是易代之际读书人的两副面孔。 【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1)】 这一篇写的是南明内部最后一场大决裂:孙可望要篡位,李定国要护驾,两边从“弟兄”打成了仇敌。 开头一句就够冷:甲午年三月,孙可望因为禅位没成,忌恨吴贞毓等人,正好皇上有密旨召李定国入卫,便扣一顶“盗宝假敕”的帽子,把十八忠臣杀了。上一篇的安龙血案,在这里被一句带过——可它的余波,才是本篇的全部。 转机来自李定国的军事胜利。乙未年他新会兵败,只剩万余残兵驻南宁,孙可望派张明志、关有才来偷袭。李定国用金维新、曹延生之计,从小路五昼夜抄到敌营背后,一战击溃,收降三千人,连夜奔安龙迎驾。孙可望急派白文选带数百人“迎驾”,想抢先控制皇帝。白文选这个人,早在钱邦芑被拘时就被一句话点醒:“忠义是美名,叛逆是恶号,大丈夫岂可陷身不义!”他暗中立誓,这回故意以“夫马不足”拖了两天,硬生生把皇帝留给李定国。丙申三月,永历帝终于进入云南,住进孙可望替他修的宫殿——这本身就是绝大的讽刺。 接下来是“议和”的骗局。朝廷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也封了王尚礼、王自奇、张虎等孙可望死党。白文选看出张虎最诡,建议派他去议和,免得留在身边为患。永历帝拔下金簪相赐:“见簪如见朕。”谁知张虎一到贵州,就把簪子拿出来给孙可望看,反咬一句“皇上命我刺杀国主”——这簪子本是信物,被他翻成了挑拨的凭证。方于宣更献上“不烦一兵而皇上自毙”的毒计,密谋内容连左右都听不见。 最令人扼腕的是马吉翔的“复活”。他被靳统武拘着,靠谄媚重新得势:先说动金维新、龚铭,再当面把李定国捧成“千古无两”,粗直的李定国竟“恨相见之晚”。不到一个月,内外大权又归于这个害死十八忠臣的人。作者写到这里,笔几乎在发抖。 丁酉年八月,孙可望以十四万众入滇,列三十六营于交水。钱邦芑虽被囚在大兴寺,仍暗中串联程源、郑逢元,与白文选、马宝约好内应。决战前夜,马宝密信通风,李定国才提前一天列阵。两军相交,李本高马蹶战死,李定国、刘文秀几乎要退;白文选厉声骂醒他们:“进死于阵,不犹愈于走死于马足乎!”说罢率五千铁骑直冲,马维兴开阵迎接,合兵抄到孙可望阵后——十四万大军顷刻瓦解。 同一时刻,张胜率七千骑偷袭云南城,被大捷旗一场虚张吓退;王尚礼内应败露自缢;张胜败逃至益州,被部将李承爵绑了,告庙献俘,与赵珣伏诛。 还要留意两个细节:一是“两和为是”四个字——白文选明明主战,口中却劝孙可望讲和,因为只有把对方的刀柄先握在自己手里,才能谈成真正的和;二是龚彝的“恬不为耻”,他首降孙可望得高官,却辞永历朝的户部侍郎,理由只是忘不了“十年厚恩”。满朝哗然责他“三百年之恩忍忘”,其实正是替所有变节者画了一幅像。 一场气压朝廷的叛乱,败得如此之快,关键不在兵多兵少,而在人心早已不向着孙可望。 【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2)】 上一篇结尾,孙可望十四万大军一朝瓦解;这一篇写他怎样从“秦王”变成丧家之犬。 逃亡的第一幕就极尽讽刺。他命冯双礼守威清要道,约定“文秀兵到即放三炮”——这本是报警信号,冯双礼却为了逼他快跑、好用他的辎重,提前连放三炮。孙可望逃回贵州时只剩十五六骑,城里一兵皆无,听见炮声就带着妻儿连夜出城,全部家当被部下抢光。从偏桥到镇远、平溪、沅州,各守将统统闭门不纳;到了靖州,才有个吴逢圣接待他。一路人心尽变,他只好说:“唯有投大清朝可免。”于是遣杨惺先、郑国先往宝庆请降。三天后白文选追到,他又连夜奔武冈,被总兵杨武伏兵截杀,只剩妻小十余人投清,余众星散。当年那个要禅位、要改国号“后明”的人,结局不过是带着十几口家眷去叩敌人的营门。 第二幕是清算。刘文秀到贵州招集旧将,众口一词:“犯阙之祸,起于张虎、方于宣二人。”张虎从云南逃回投他,刘文秀劈头就问:“皇上赐你金簪,原是嘱你议和,何从有‘行刺’之说?”张虎哑口无言,被押解云南,献俘后磔死。方于宣更妙:他正在沅、靖一带主考,出的表题竟是“拟秦王出师讨逆大捷”;一听可望兵败,立刻写信给钱邦芑说要“纠集义旅,擒可望以献功”。钱邦芑回诗一首,末句“秦宫火后收图籍,犹见君家劝进书”——你替孙可望修史、还宣传“帝星明于井度,秦王当有天下”,如今又来表忠,那本劝进书就是铁证。这一刀,比杀张虎还狠。 第三幕最沉痛,是平反。李定国攻取永昌、诛王自奇,滇黔悉平;朝廷下诏大赦,封白文选为巩昌王,并追赠安龙十八忠臣:吴贞毓谥“文忠”,郑允元谥“武简”,其余张镌、徐极、蒋乾昌等各赠官荫子;太监张福禄、全为国也荫弟侄锦衣卫。祭文里那句“安龙之血,终当化碧九原;汗青之书,各自流芳千古”,算是替三年前那场冤狱作了一个交代。吴贞毓妻裴氏、子谷戬与郑允元夫人邓氏扶柩合葬海源寺,马吉翔当国,奸党侧目,不敢通知;唯有深知内情的廷臣白衣冠前往送葬。吴鼎、陈起相的吊诗,一写“双烈士”“两孤臣”,一写“眼底须眉今略尽,更将忠义向谁筹”,读来令人酸鼻。 然而最后一笔才是全文的刀锋:周官、裴廷谟、许绍亮等交章弹劾马吉翔,可马吉翔正掌权,与金维新朋比为奸;李定国被他蛊惑,渐渐疏远正人,奸党依旧布满朝堂。“识者已知国事之不可为矣”——孙可望这个外敌倒了,可那个内敌还坐着。忠臣平反了,国家却没救回来。 还有一笔不可忽略:冯双礼的“三炮”与白文选的两日缓行,恰好构成对照——一个卖主求财,一个背主赴义;同一个阵营里,人心的向背比兵马的多少更能决定胜负。作者把这两件小事并列写在逃亡与追击的开头,正是要为后面的大崩溃作注脚。 这比单纯的悲剧更让人绝望。 ================== 卷十七 ================== 【孫、李構隙本末(1)】 这篇的标题叫“构隙本末”,写的就是孙可望和李定国怎样从战友变成仇敌。篇末那句“曲在可望、不在定国”(见下一篇),是作者计六奇下的断语;这一篇,就是他为这句断语摆出的全部证据。 先从根上说。四人都是张献忠的养子,冒姓张,动辄被打百余板,两腿没有一块好肉。孙可望原名旺儿,米脂人,小时候是乡里无赖:替人赶驴出门几天,回来母亲不见了,告官反被责打,一怒之下做了贼。初入营替头目背锅,雪地山路走了六昼夜,十个脚趾全冻掉,锅也丢了,险些被斩。这样一个人,被张献忠看中,因为“稍识字”、又能“窥伺其意”,成了四子中的大哥,军中号“一堵墙”。 丁亥年张献忠死后,四子入滇。攻曲靖,隆武帝所派的朱寿琳骂敌而死,孔思诚等投降;接着借沐天波之乱,打垮沙定洲,收杨畏知,擒沐天波——云南三百年只认沐国公,沐天波一降,各土司望风归附。孙可望于是改名(嫌“可旺”不雅),与三弟各自复姓,自称平东王。 真正的裂痕,出在四月初一那天。孙可望兵最少,却想当主子。他先做通艾能奇的工作,再借“尊大哥”的名义把众人骗到演武场。偏偏李定国先到,按旧例升了“帅”字旗、放了炮。孙可望迟到一步,借题发挥:“主将入营方升帅旗,这是天下通例;今日既以我为主,就该等我。”一句话扣上“目中无我”的帽子,非打李定国一百棍不可。众人劝不动,白文选从后面抱住李定国,低声劝他“勉强受责,以成好事”,王尚礼、冯双礼把李定国按倒在地,打到五十下,他才喊“我今服了”。当晚孙可望又私入其室,好言抚慰:“不这样,号令不行。”——恩威并用,手段老辣。可李定国这五十棍,记了一辈子。 接着是“秦王”的名分。陈邦傅伪造“秦王之宝”,派胡执恭来封,李定国、刘文秀都疑其伪而不受,孙可望却借以压人,独自受封。后来朝廷真派赵昱来封平辽王(二字王,位在一字亲王之下),李定国本想受,孙可望一句“你先前不受,如今为何又受”,把他挡了回去。名分上处处被压,功劳上却处处盖过对方:庚寅年李定国守云南,一年练精兵三十万;壬辰年出楚,复沅州、靖州,全州一战逼死清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登城知不敌,回宅堆火药,杀爱妾自缢,举家焚死,只留七岁幼子被李定国收养;又擒斩陈邦傅父子。广西既下,金帛山积,他“贪而愚”,连部下掳的东西也要分一份,冯双礼因此不服,密报孙可望:“定国专擅,后恐难制。” 最后一幕最冷:孙可望以王爵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李定国当面顶回去——“封赏出自天子,以王封王,可乎?”孙可望写信召他,他不至;再连书催他到靖州相会,实欲图之。心腹龚铭探得实情,密信劝他勿来。癸巳正月,李定国走到武冈,见信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遂率部走广西。 读这一篇要看的,不是谁兵力强,而是“名分”与“功劳”怎样把两个人越推越远:孙可望要的是位子,李定国要的是恢复;一个用棍棒和伪印立威,一个用战功和兵马说话。裂痕从演武场那五十棍开始,就再也无法弥合。 【孫、李構隙本末(2)】 这是《孙、李构隙本末》的下篇,也是计六奇为上一大篇写下的“判决书”。全篇不过三百多字,却把一场持续多年的内乱压缩成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最后用一句话定案:“曲在可望、不在定国。” 上篇从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写起,写孙可望怎样靠识字和狡黠当上“大哥”,怎样在演武场借“帅”字旗打李定国五十棍立威,怎样靠伪造的“秦王之宝”僭号,又怎样一次次阻挠李定国接受朝廷的正式封命。下篇不再铺陈这些旧事,而是用编年体的笔法,把双方的交锋一桩桩摆出来,让读者自己判断谁在挑事。 第一桩:两路口之败与柳州之袭。孙可望先被清军打败,回贵州后不反思,反而听闻李定国驻柳州,就派冯双礼三万人去偷袭。李定国“烧粮而走”,不是怯,是诱敌;冯双礼果然中计追击,被回兵一举击溃。第二桩:密敕与十八忠臣。永历帝在安龙被逼得走投无路,派林青阳、周官封李定国为亲王、命他入卫。这件事本身是皇帝的自救,孙可望却由此“忿杀宰相吴贞毓等十八人”——上一篇《安龙纪事》所记的那场大屠杀,在这里被一句话点到,而它恰恰是“构隙”最血腥的一笔。第三桩:南宁再袭。乙未冬李定国新会兵败、退驻南宁,孙可望又遣张明志、关有才潜往袭击,结果再败。人家刚吃了败仗,你不救反袭——理亏在谁,不问可知。 第四桩才是决胜局。丙申三月李定国迎驾入滇,仍主动“与可望议和”,这不是示弱,是给对方最后的机会。可孙可望丁酉八月竟以十五万众入滇,兵驻交水,明摆着要犯阙。结果白文选阵前倒戈、马宝开阵迎接,刘文秀急追,孙可望众叛亲离,只好入楚降清。注意:作者特意写“其部下兵将,皆为定国所有”——孙可望苦心经营的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成了李定国的部众。民心与军心向背,到此判定。 末句“观此,则知构隙本末,曲在可望、不在定国明矣”,是史家的论断,也回应了上篇。若把两篇合读,脉络就极为分明:孙可望要的是权位与名分,为此可以打、可以杀、可以降清;李定国要的是“共图恢复”,所以一再退让、一再议和,直到对方举兵犯阙,才被迫还手。所谓“构隙”,从来不是两个人的意气之争,而是“挟天子以令”与“奉天子以恢复”两条路线的对决。 还要补一句:本篇记事与上篇《孙、李构隙本末(1)》及卷十六《安龙纪事》《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互为首尾——上篇写“隙”从何起,本篇写“隙”如何收场;而安龙十八忠臣的血、交水阵前的倒戈,则是这条线索上两个最刺眼的节点。作者把它们分在四篇里写,读者却要合起来看,才见得出“构隙”二字的分量。 (小注:本篇“封定国亲王”即上篇所载林青阳、周官所赍密敕之事;“两路口”“交水”等地名与卷十六《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可互证。) 【續孫可望踞雲、貴事】 孙可望之败:从结义兄弟到陌路 这一篇是《明季南略》里最跌宕起伏的一幕:四个张献忠的养子,如何从并肩打天下的兄弟,一步步走到自相残杀,最后首领投降清朝,落得千古笑柄。 故事起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入蜀称帝。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艾能奇、李定国、刘文秀,都冒姓张,号称"义子"。史书记载他性情暴戾,稍违其意便挞之百余,四人的两腿常常溃烂没有完肤,却仍是他最亲信的将领。三年后(1647),清肃王豪格在西充凤凰山击杀张献忠,大西军群龙无首。四人率溃众夺取重庆、遵义,转入云南。张献忠既死,封号也就散了:平东、定北、安西、抚南四将军各领一军,彼此以兄弟相称,部下称"师主"——这是一个没有最高权威的军事共同体,也是后来一切祸乱的根源。 此时云南正乱:土司沙定洲叛据昆明,黔国公沐天波逃往楚雄。孙可望诈称援军,血洗曲靖,破沙定洲于蛇花口,又用计夺澜沧江铁索桥、擒获沐天波,从此盘踞云南。沐天波为报私仇,听任孙可望号召各土司出兵认饷;任僎等人则倡议称孙可望为"国主",孙可望设六部、九卿、科道,铸"兴朝通宝",俨然以开国君主自居。 有意思的是四人起初仍"相雄长如故"。为压服众人,孙可望导演了两出戏:一是教场抓李定国打一百棍示威,李定国的嫌隙自此而起;二是借杨畏知、袭彝赴永历政权请封之机,让陈邦傅、胡执恭伪造敕印,先封平辽王、改名朝宗,又私改封"秦王"。秦王是明代宗室最高爵号之一,孙可望以流寇出身而僭号秦王,其野心昭然。更讽刺的是,当永历朝廷的严起恒、杨鼎和追论矫诏之罪时,孙可望竟派贺九仪前往"护驾",暗杀严起恒等人;又把永历帝迁到安龙,改名安龙府,造册时写"皇帝一员、皇后一口",侮辱至极。杨畏知也被抓回贵州杀死。 转机来自外部。李定国攻广东、破广西,冯双礼、陈国能回报其"子女玉帛无不私厚",孙可望想撤他、杀他,李定国拒不受封;刘文秀攻四川败于保宁,被孙可望勒令投闲,两人都与他结怨。丙申年(1656),李定国奔回安龙,孙可望派白文选去探动静,白文选见永历帝落泪,反而在李定国迎帝回滇时倒戈。刘文秀那句"我辈将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又有曹操",道尽了南明内部最深的困境:在没有可靠制度与共同纲领时,除掉一个权臣,往往只是换来另一个权臣。 丁酉年(1657)九月三岔、交水之战是高潮。孙可望遣马宝、武大定、张胜率精兵四千抄袭云南,自己于交水挑战;马宝、马维兴却夜遣心腹向李定国泄密,约定内应。十九日交锋,直扑马维兴,其部瓦解,孙可望逃回贵州,派大理卿杨惺先到洪承畴军前投降,后被清封为"义王"。最讽刺的是,冯双礼对追兵谎称"追兵已到",自请断后掩护孙可望的财物——"自智自尊"的秦王,到头来被自己人愚弄、出卖,"殊可捧腹"。 李定国取得胜利后,尽调黔、蜀、辰、沅镇将入滇,封赏功臣、贬黜孙可望旧部,永历左右全换上自己人。可就在他"正睥眤尊大"之时,吴三桂、洛托、卓布泰三路清军已经杀入贵州、云南。篇末这一句冷冷的收束,正是全书的笔法:内斗刚休,外患已至,南明的败亡从来不只是外敌的强悍,更是自己人的消耗。 【吳三桂兵取雲南(1)】 三路入滇与磨盘山悲歌:吴三桂灭云南之役 上一篇写孙可望败降、李定国重新掌权,篇末一句"大清兵三路入矣",本篇就是这三路大军的实录。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汉中;命他与定西将军墨勒根出四川,宁南靖寇大将军洛托出湖广,征南将军卓布泰出广西,三路先取贵州;又命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铎尼自京城入黔,分三路进取云南。这就是灭南明的最后一次战略大进攻。 吴三桂一路写得最细。他由沔县至朝天驿,顺流而下,三月初四抵保宁,先准备船只运载军粮;又预见到重庆是水陆交冲,请设重夔总兵,驻水陆兵五千。自顺庆往前,大路枳棘丛生、箐林密布,向导都不知路,只能"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三月十四到合州,景象"俨同鬼域"——铜梁、壁山一带营帐左右满地头颅,都是张献忠和摇黄十三家所杀;偶有庐舍,进去只见残书、坏券和腐烂的尸体。这是明末四川大乱最触目惊心的写照。 四月初三抵重庆,吴三桂却不在此久留:蜀楚交界房县、竹山、大昌、大宁有塔天保、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党守素,施州卫有王光兴,达州有杨秉胤、徐邦定等连兵分守,他"俱不之问"——只留严自明、程廷俊合防,巩固川黔一线。从重庆南下,渡黄葛江、綦江,经东溪、松坎、新站、夜郎,一路滴溜、三坡、红关、石壶关,上摩九天、下坠重渊,人履涩、马钉掌,处处一夫可守。李定国、刘文秀先派刘正国据险设伏,但刘正国从水西逃奔云南,天险不战而失。 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战机"二字。此前数月,吴三桂驻遵义、卓布泰驻独山、信郡王在武陵,清军尚未合围,李定国却"观望逡巡";直到十一月杨老堡订期进兵,他才秉钺出兵,战机已失。十一月十一日吴三桂自遵义出师,白文选在七星关外扎营,本欲示攻遵义以牵制清军;吴三桂却早已在遵义厚养向导、默识地形,十二月初二从水西苗倮地方安营,次晨忽由"天生桥"(其实并无桥)进乌撒军民府,扼七里关大路。白文选发觉后弃关焚桥,退往沾益,想回云南顾家口;李定国见中路清军前进,退回盘江河,又在安龙罗炎河、凉水井连败,只好奉永历帝于十二月十五日弃云南走永昌。己亥年(1659)正月初三,清军收服云南。 全篇最悲壮的一幕,是磨盘山伏击。李定国估计清军累胜穷追"必不戒",在山中设三道栅栏:窦名望初伏、高文贵二伏、王玺三伏,每伏二千,约俟清军至山顶,号炮一响,首尾横突截攻,"必无一骑返"。清军果然筏渡澜沧江、潞江,逐北数百里无人守拒,上山已万余人。偏偏降官卢桂生泄露了计谋!此时前锋已入二伏,清军诸帅急退,舍骑而步,以炮发伏。伏兵死于林箐中者三分之一,伏起鏖战死者又三分之一;李定国坐山顶闻信炮失序,惊骇之际,一颗飞炮落在面前,打得满脸泥土,只好逃奔;窦名望、王玺战死。一场足以扭转战局的伏击,败在一个降卒的口上——这与前篇孙可望之败何其相似:南明从来不缺勇将与奇谋,缺的是稳固的阵线与不泄密的军纪。 此后是长长的投降名单:闰三月张佐辰、钱邦芑等一百五十九人降;狄三品按密计献冯双礼及勘定大将军金印;土知府陶斗、左星海、木懿等降;朱养恩、龙海阳等自川来降;马宝、马维兴、王国玺等先后归降;杨武缴出永历母皇太后金宝一颗。当时云南"斗米三两",百姓流离,清廷发帑金十五万两赈济。计六奇以"滇民水深火热"作结,把军事胜利背后的民生代价,轻轻一笔留在了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本篇行文口吻有一处微妙的转换:写清军进军时,作者忽然用起"我军筏渡澜沧江"的口气,仿佛置身清军一方。这并非计六奇降清,而是他抄录清方战报时沿用了原文的称谓。这种"照录不改"的编纂方式,在《明季南略》中并不少见,反而为后世保存了清方_firsthand的战场记录。读者若能留意这种口吻的缝隙,便知这部书的价值,正在于它把南明与清两方面的材料并置一堂,让胜负之外的是非得以并陈。 【吳三桂兵取雲南(2)】 永历帝的最后岁月:从缅甸归来到云南平定 本篇只有六百余字,却是南明永历政权最后的挽歌,也是吴三桂个人野心的注脚。 李定国护送永历帝退入缅甸后,局势极为尴尬:缅甸人把永历帝和宫眷、黔国公沐天波等留在境内"保护"起来,却把李定国、白文选挡在境外。李定国既无天子可挟,又无根据地可守,只能驻在荒远之地,用永历帝的敕印给各土司加官进爵,联络他们做内应。元江土知府那嵩接受了总督衔,替李定国密传敕印;各土司反应不一:有听命的、有观望的、也有转身向清军自首告发的。朱养恩、高应凤、许名臣、龙赞阳等先前已投降清朝,这时又与元江联络,许诺做李定国内应——降而复叛、叛而复降,正是这一阶段西南局势的常态。这种"灰色的忠诚",恰恰说明南明与清朝在西南的争夺,归根到底是对地方土司与降将的争夺。 吴三桂于九月二十一日出兵石屏,十月初六围攻元江,十一月初六破城,那嵩全家自焚。十二月信郡王赴京,吴三桂回军云南。那嵩的失败表明:单凭几个土司的响应,已不足以支撑李定国反攻。 顺治十七年(1660),朝廷认为永历帝已在缅甸,把他"度外置之",打算撤兵省饷。但吴三桂专擅权柄,执意要俘获永历帝立功,上了著名的"渠魁不翦,三患二难"疏——首恶不除,则有三患二难,大意是说永历帝一日不除,西南便一日不得安宁,且会留下三患二难的后遗症。这一疏既是军事建言,也是政治要挟:朝廷若撤兵,便是纵敌。明眼人都懂,吴三桂真正想要的不是省心,而是借敌立功、自重于清廷。朝廷于是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赴滇会剿,颁敕印给各土司,并悬赏购求缅甸擒献。 顺治十八年(1661)九月,满、汉土司及降卒七万五千、余丁共十万大举出边。吴三桂、爱星阿率五万出南甸、陇川、猛卯,马宁、王辅臣、马宝率二万余出姚关,十一月会师木邦。白文选扼守锡箔江,清军前锋疾驰三百余里赶到江边,白文选毁桥逃往茶山;马宁等分道追击,使其不能窥木邦后路。大军乘筏渡江直趋缅甸,以降人为向导。十二月抵兰鸠江(今伊洛瓦底江),缅甸人终于把永历帝、太后及随从官眷押送清军军前——曾经庇护他的缅甸人,最终把他当成了交换的筹码。据史籍记载,此前缅甸还发生过"咒水之祸",永历随从诸臣被诱杀甚众;本篇未记,读者可互相参看。 白文选被马宁追上,率兵万余、象马数千投降;清军留提督张勇率万人守普洱,防备李定国。不久,李定国病死在景线(今泰国清迈一带),云南悉平。 全篇以"未几,定国死于景线,云南悉平"十二字收尾,极淡极冷。一个令清军闻风丧胆的抗清名将,一个漂泊异域的流亡天子,就这样消失在篇末。计六奇是明遗民,写到这里却不加一字褒贬,只记事实,反令后人倍增苍凉。而吴三桂因这一功,此后坐镇云南、尾大不掉,又埋下三藩之乱的种子——南明之亡与三藩之乱,竟在同一个人身上完成了因果接力。 ================== 卷十八 ================== 【投誠安插】 投诚之后:一道关于"降而复叛"的奏疏 卷十八开篇连着几篇,都是康熙初年清廷关于如何处置投降者和西山残余的奏议。这一篇是广东道御史范某(原文失其名)的疏,讨论的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接受投降之后,降军还会再反? 疏中给出的答案很直白:因为把降众"安插本地"了。他们原来的部曲、党羽仍聚在一隅,振臂一呼,立刻成军。疏中举了三个例子:四川的郝承裔、山东的于七、江浙湖寇张守智——都是"已投复叛"。郝承裔这个名字,读者在前卷已经见过:他与金章、陈建一起杀了咸宁侯高承恩,从雅州到云南投降清朝(见前篇),正是"鹰眼未化、狼性犹存"的典型。于七是山东栖霞的农民军首领,顺治年间两度起事,直到康熙初年才被平定;张守智则是活跃于江浙太湖一带的湖寇。三人地域不同、出身各异,却都走了"降—叛"的同一条路,足见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制度性问题。 范御史的建议分两层:对"功多首事者"(功劳大、为首起事的),不妨优待爵赏,或编入亲近的禁卫班列("宠入亲班"),或改封到别地;对一般降众,即使安插在外地,也必须把他们的部曲拆散,分置各营,另外拨给官兵统领。这样"官仍不失为官,兵仍不失为兵",既保留了降将的面子和生活,又"稍分其势",防止不测。这就是他所谓的"弭乱之先机"。 这套办法的核心,是"分化"二字:给为首者以荣宠,使其感恩;给部众以新编制,使其失根。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把"整建制投诚"改造成"分散安置"。这种方法听起来仁厚,实则极为老练——清廷刚刚经历了孙可望、白文选、马宝等人降清后仍各拥部曲、相互猜忌的过程(见前卷),对降军的战斗力与危险性有切身体会。 还需看到,这道疏背后是一整套"以汉制汉"的统治术。清廷入关未久,兵力有限,若要彻底平定西南、湖广,必须大量吸纳降将降兵;但吸纳之后又不能完全信任,于是"给官爵"与"拆部曲"必须同时进行。范御史的条陈,正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对降将而言,接受高官厚禄的同时,也就交出了自己赖以自保的武装;这既是清廷的猜忌,也是降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更进一步说,"鹰眼未化、狼性犹存"云云,其实是一种政治定性: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即便真心归顺,也难以获得真正的信任。所以这篇疏不只是技术性的安插方案,更是清廷对待降人的基本态度的写照。而计六奇作为明遗民,抄录这道清廷奏疏时既不辩驳也不讥刺,只让它原样呈露,这种"不评之评",有时比直接的褒贬更有力量。 这篇短文的价值,在于它把清初"招抚"政策的运作逻辑和盘托出:清廷一方面以"好生为心"广开自新之路,给予官爵;另一方面始终对降军心存戒惧,必欲拆散其原有组织而后已。所谓"覆育之仁"与"分其部曲",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计六奇把它放在卷十八之首,正为后文西山会剿诸事张本——接下来的几篇,主角郝永忠、李来亨、袁宗第、党守素等,都是"投诚"与"复叛"故事的主角。 【楚、蜀會剿】 夔门、郧、襄:西山余寇与会剿之议 康熙元年(1662)七月兵部的这道疏,主角是所谓"西山诸贼"——李自成余部与川东、鄂西一带的地方武装。 要读懂这篇,先得认清地理位置。夔门即今重庆奉节白帝城一带,是长江入川的门户,两岸悬崖对峙,江流湍急;郧阳、襄阳在湖北西北,与四川、陕西、河南交界,群山连绵。这一片崇山峻岭、洞穴山寨密布的区域,正是明末农民军余部退保的渊薮,史称"夔东十三家"或"西山诸寇"。 疏中点名的袁宗第、贺珍,都是老资格的农民军将领;郝永忠更是大名鼎鼎——他本名郝摇旗,与李来亨、袁宗第、党守素等同属"忠贞营"系统,曾先后归顺南明、联明抗清,永历政权封郝永忠为益国公。如今他们退踞大昌王山寨和兴山县水筒、梁材等处,"各拥众屯于山寨"。前文写吴三桂取重庆时,曾提到房县、竹山、归州、大昌、大宁一带有塔天保、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党守素等"连兵分守",正是同一批人。 他们盘踞此地,最直接的后果是"长江阻塞,商贾弗通"。长江是清廷连接川湖、转运粮饷商货的大动脉,一旦被切断,四川与湖广便不能相通。所以疏中特别强调夔、郧、襄"界处腹心,与边隅不同"——这不是边远小患,而是插在帝国腹心的一把刀。疏中还点出郝永忠一党"约有数万",人数可观,不可轻敌。 兵部的建议是两手并用:一是"会剿",由川、陕、湖广三省协同军事进剿,此为"不易之定算";二是仍敕三省"招抚",如负固不降,再发大兵剿灭。剿抚并用,是清初处理西南、湖广残余的既定方略,也与此前洪承畴经略五省时"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的思路一脉相承。 所谓"西山",指的是川东、鄂西交界的一大片山地,包括巫山、大巴山余脉,山高谷深、道路险绝,历史上一直是流民与武装集团的逋逃薮。李自成主力覆灭后,其部将刘体仁、郝摇旗、袁宗第、李来亨等率残部退入其中,与川东地方武装结合,号为"夔东十三家"。他们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册封王公,仍用明朝年号,因此在清廷眼中既是"寇"也是"逆",必须剿灭而后已。大昌王山寨、兴山水筒等地名,正是他们依托山险建立的据点网络。由此也可见,清初所谓"会剿",并非单纯的治安行动,而是一场延续多年的全面战争:康熙元年议剿,二年克两关,三年李来亨自焚,前后耗费国家大量兵力财力。 这篇疏短小,却是理解随后几篇的钥匙:康熙二年的楚师全胜、李家店之战、双龙观与三白亚两关、七连坪与茅麓山,都是这道"会剿"命令的具体展开。计六奇按时间编排,把政策与战报依次录下,保存了清初平定"西山"的全过程。 【楚師全勝】 李家店大捷与两关争夺:西山战事的转折 康熙二年(1663)四月湖广总督张某的这道捷报,是清军进剿西山"夔东十三家"的关键一战。 疏中最先点出敌方是"逋诛有年"的惯敌:屡蒙招抚而"怙恶不悛",所以朝廷才"烦天讨"。这正与上一篇兵部疏"如负固不降,发大兵剿灭"相呼应——先礼后兵,招抚不成,则天讨随之。 战斗经过写得简洁而有画面感:本年正月初五日,楚兵在李家店一战即获全胜。总督本人由省城赴夷陵(今湖北宜昌)巡视,正月十六、十七日在途中接到塘报——清代军中塘报,是逐塘传递的军事情报,相当于前线的快报。据报:李来亨、马腾霄、党守素败回老巢后,以重兵把守双龙观、三白亚两关。这两关"最为险恶",被他们视为"天堑不拔"之地,并在长坪地方屯扎。所谓"天堑不拔",是说山高谷深、易守难攻,他们以为清军奈何不得。 二月初九、初十,清军迎锋交战,又获全胜,阵擒、阵斩伪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及贼兵甚多,两关被攻占。这一仗打掉了李来亨的外围屏障。李来亨败逃回七连坪老巢,清军分兵追剿;总督乐观地声称荡平"在指顾间矣"——一指一顾之间,形容指日可待。 据史籍记载,李来亨是李自成侄儿李过(李锦)的养子,随"忠贞营"转战川鄂,永历政权封他为临国公。他是"夔东十三家"中坚持最久、最强悍的一支。此后他据茅麓山(今湖北兴山境)继续抵抗,直到康熙三年(1664)清军合围,粮尽援绝,全家自焚而死,夔东抗清势力才彻底熄灭——这是后话,本篇只记到七连坪败遁为止。 再看战报本身的文体。总督身居省城,战事却在前线,他所依据的是"塘报"——由驿站逐塘传递的军报,内容既有敌情也有战果,是清代军事情报系统的常规文书。疏中把日期、地点、关名、敌军首领、斩获数字一一开列,正是典型军报笔法。这种写法看似枯燥,却保留了大量具体信息:双龙观、三白亚两关与长坪、七连坪的对应关系,李来亨败退的路线,清军分兵追剿的部署,都可据此复原。计六奇编《明季南略》时,把这些官方文书原文收入,使本书具有了档案汇编的性质。也正因如此,像李家店、长坪这些在正史中一闪而过的小地名,才得以留存至今。 这道疏的价值,一在保存了双龙观、三白亚、长坪、七连坪等具体地名,可补正史之略;二在如实记录了"招抚—拒降—进剿"的完整链条。计六奇虽身处清初,笔下于清军战报照录不误,却让读者从"在指顾间"的乐观里,读出这场战争远未结束的艰巨:从康熙元年议剿,到康熙三年李来亨自焚,前后又打了三年。 【楚師堵剿】 雨夜扒屋:一次失败的突围与四位镇将 康熙二年(1663)八月,钦命挂印提督湖广全省、驻武昌的总兵官左都督董学礼上了这道疏,记的是李来亨被围后一次惊心动魄的突围尝试。 "李逆自被困之后,百计千谋图所以豕突者而不可得"——像被困的野猪一样乱撞,却始终找不到缺口。经过前篇李家店之败、两关失守,李来亨已被压缩在七连坪、茅麓山一带的狭窄山寨里,粮草渐尽,只能伺机突围。于是他选了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连雨重雾之夜。乘着雨雾掩护,率逆党千人分头扒上屋顶,想偷偷越过清军的塘汛(哨卡)。这段描写极具画面:悬崖陡涧之上,千人攀缘而上,只要一处号炮响起,埋伏便成釜底游鱼。果然"号炮一响,各汛官兵齐出堵御",董学礼立即发各镇营官兵四路策剿。 疏中特别点出四路将领:迎头堵剿的是郧阳镇穆生辉,出奇截杀的是辰常镇高守贵,发兵防汛又夹剿的是襄阳镇于大海,分发官兵出汛协同援剿的是夷陵镇金万镒。副将、参游、都守、千把等官并标下随征兵丁,"无不奋勇用命,觅路追杀"。战果是:阵擒七十三名、阵斩七百六十五名,另斩伪总兵三名首级、阵擒逆将王福——都是"贼中枭雄"。滚崖跌死的还不算。一场千人规模的突围,就这样被四路合围碾碎。 值得注意的是末句:"臣因新奉特旨,不敢令官兵深入穷追。"明明可以乘胜直捣老巢,却停住了。这道"特旨"透露了清廷的顾虑:西山地形险绝,明军余部据险死守,若孤军深入,恐遭埋伏重蹈前篇磨盘山覆辙(见前卷吴三桂事);也可能朝廷有意留此残敌,以为长期用兵之资。计六奇照录此语,不加评论,留待后人寻味。 董学礼其人是清初"降将"出身的汉将,早年本为明将,后归清,累迁至湖广提督;由他来主持对西山余部的围剿,正体现了清廷"以汉制汉"的用人方略——熟悉明军战法的人,最适合对付由明军余部转化而来的山寨武装。疏题"钦命挂印提督"云云,是交代他的全衔:奉皇帝钦命、挂印统兵、提督湖广全省军务、驻扎武昌,加衔左都督。一个标题就把职衔、辖区、驻地和加官写全,是清代奏疏的固定格式。而"新奉特旨,不敢令官兵深入穷追"一语,则透露出前线将领与朝廷之间的微妙关系:将在外,虽有便宜行事之权,但涉及进军止军这样的大事,仍须秉命而行,不敢擅专。 疏后附四位镇将的籍贯、字号和官衔:穆生辉字荣之,天城卫人;高守贵字健侯,陕西延安人;于大海字昆山,江南项城人;金万镒字宝山,辽东广宁人。四将籍贯横跨山西、陕西、江南、辽东,正说明清军是调集全国兵力会剿。这种在奏疏后附记人物小传的写法,是《明季南略》一贯的特色——它保存了大量正史不载的中下层武官信息,使这本书不仅是史事汇编,也是人物档案。 【洪承疇行狀摘略】 洪承畴:一个"贰臣"的晚年图景 卷十八末篇是洪承畴的行状摘略。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他本是明朝重臣,官至蓟辽总督,崇祯十五年(1642)松山之战被清军俘获,从此归清,成为清初最重要的汉人政治家之一。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他属于"贰臣",但在《明季南略》这部明遗民所撰的书中,本篇却以近乎正面的笔调,详记他在清朝受到的恩宠和治绩——这种张力本身,就很值得注意。 行状先写皇太极对他的赏识:不令服官,却"凡大祭祀、宴会,必令亲随",赏赐御服、膳食无虚日。这其实是满洲统治者招降汉臣的典型手法:不给实权以避嫌,却给足体面和实惠。甲申年清军入关,洪承畴入内院办事;顺治二年被派往江宁(南京)绥辑,赏赐之丰厚,细到朝帽、玉带、貂蟒、披领、鞋袜、骆驼、蒙古人口、帐房、凉棚、银碗,随行员役每人缎袍靴帽,还有马六十余匹。他在南京三年,"心计日数,手答口授",办事到夜半,心血耗损,眼睛渐花——一个降臣的勤勉,写得真切。 顺治十年(1653)是转折点。湖南动荡、滇黔阻隔,清廷晋洪承畴为太保,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陛辞前五日赐宴,随行官一百二十员皆引见赐蟒,皇帝登五凤楼目送良久。所给权力更是罕见的: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悉听节制;文官五品、武官副将以下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抚剿事宜"不从中间制",事后奏报即可;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这种"授权不掣肘"的安排,是理解洪承畴此后成功的关键。 他到武昌后上的那道疏,是一份完整的战略蓝图:"多得贤良,安民劝农,以守为战;简拔将领,练兵制胜,以战为守;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四句话,把政治、军事、统战、瓦解都用上了。具体措施上,他在长沙修城浚池、建仓筑坝,招流移、抚降众;设郧镇堵西山刘、郝诸逆,立洞庭水师,分一提三镇驻武陵固辰沅门户,立一抚两镇驻宝庆遏武冈、靖州;自永州、祁阳、衡州、湘潭、益阳、常德、彝陵、荆州直至郧、襄,节节设镇,五千里长边"首尾相顾、此呼彼应,楚中之气脉贯若连星"。在广西,他力主先复广西以开入滇之路,设两大镇驻桂林、一镇驻苍梧,使粤西险要"如长城"。 后勤上,他的办法也很务实:有积谷处"因粮于敌",无积谷处则发价给土司、倍其值收购,土司背负鳞次而至,悉数偿付——既省转运之苦,又寓招徕之计。顺治十五年(1658)三路进滇,皇上加发广西兵从间道出,李定国逆战大败,三路齐克云南。这正是前几篇所记吴三桂取云南的全局背景:洪承畴是统筹者,吴三桂是方面军统帅。洪承畴本人入黔时"舍骑徒步,每身居前锋,而先士卒",到云南后"调和兵民,尤殚苦心"。战后朝廷发帑金三十万赈兵赈民,又命三大臣查察民间离散夫妇,使其完聚,凡数万人。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驾崩,洪承畴舟次淮安闻讯,"号恸欲绝",疾趋抵京,不入私舍,哭于景山。此后乞休,朝廷特予武功世职:一生因覃恩封赠三代三次、荫子入监五次、授三等阿达哈哈番(满语世职,汉称轻车都尉)准世袭四次,"有请必允,有奏必行:可谓异遇矣"。他又"食在兵后、苦在兵前",故人乐为用。晚年教子,几屏之间常录先圣贤格言;每逢令节,设香案、穿朝服望阙叩祝。康熙四年(1665)二月十七日卒。次日朝廷遣多里机昂邦问丧赐茶,并谕其子洪士铭:"朝廷闻你父病故,不胜痛惜!"遍赐阖家及有服亲友仆人,"尤称异数"。 全篇以"异遇""异数"收束,极写生荣死哀。但读《明季南略》的人不会忘记:这位享尽清朝恩礼的洪亨九,正是当年松山被俘、导致明军辽东防线崩溃的那位蓟辽总督。计六奇把他的一生功业照录不误,既不失史家之直,也让"贰臣"的复杂身影留在了南明史的末尾——这或许比任何道德评判都更有力量。 【擒獲偽王】 这是一封庆功的奏疏,也是南明史画卷落下之后的一声尾声。 疏的作者是平西亲王吴三桂。题目里的“三年”,结合他已封平西亲王、镇守云南来判断,应是康熙三年(1664);此时南明永历帝已被绞杀,李定国、李来亨等相继败亡,天下大局已定,剩下的是对西南土司地区的清剿。(卷中未明写年号,此系推断,存疑。) 叛乱的主角叫阿仲,是粤西一带的土司或土目。他的“罪状”有三条:鼓惑粤蛮、僭称年号、借妖术谋反。在清方文书里,“妖逆”“僭号”是固定套语,但“僭称年号”四字分量很重——这意味着他不只是劫掠,而是公开挑战清朝的正统。他背后有一群贺姓土目:贺良臣、贺云、贺富、贺坤新。吴三桂看得很准:“诸贺非阿仲不足动众,阿仲非诸贺不足成谋”——阿仲是旗号,贺氏是班底;没有阿仲这面旗,贺氏鼓不动人;没有贺氏的谋划,阿仲成不了事。战火从粤西蔓延到黔、滇,普坪杀戮最惨,安龙城郭尤危。安龙是永历帝被孙可望挟持时驻跸之地,对一个王朝来说,这是极具象征意味的地点。 清军的部署是三路进兵:中路王会、左路张鹏程、右路赵良栋。王会破额老寨,张鹏程取花韦寨、破阿积,两路屡战屡胜,会师直捣陇纳,探得阿仲巢穴在遮别。王、张二人没有等右路赵良栋,当即在十二月初四申时攻破遮别,把“伪丞相”等官和蛮兵尽行剿杀;赵良栋也不弱,三天内斩夺三关,初四赶到遮别会合。这里透露出清军将领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左两路“不及等待右路”就先动手,既有争功之嫌,也可见各路各自为战、并不完全协同。而吴三桂在奏疏里把每一路的战功都写清楚,正是做一军之主的功课。 最耐人寻味的是岑维禄这一节。泗城土官岑维禄带着千余土兵“续后方至”,可阿仲原在遮别北门,滇、黔兵马快到时,岑维禄竟在初三三更派暗中把阿仲接走——“不解何故”。等遮别已破,他才把阿仲交出来,初五解交王会。吴三桂写得极有分寸:“虽幸渠魁未脱,就中关节可疑;但既行献出,姑免深究。”这是典型的官场笔法:我看出其中有鬼,但人既然交出来了,就先不追。土司与叛首之间究竟有什么交易,史书没有说;一句“关节可疑”,把疑云轻轻按了下去,又明明白白留在了纸上。 吴三桂最后请求继续攻剿贺氏山寨,“另报”。读这篇时不妨记住一个反讽:文中这位立功的右路总统赵良栋(1621—1697),十余年后将成为平定“三藩之乱”、攻克云南的清军名将——那时他的对手,正是当年写下这封奏疏的平西亲王吴三桂。历史把一个将军的两次出场,安排在了同一片西南山水之间。(小注:原疏“三年”未书年号;“广西思南”“赵直植/赵真植”以及缺字处,均已随文存疑。) 【擒獲郝逆】 如果说上一篇是清剿的尾声,这一篇就是最后一战。 疏的作者是四川总督,原文只写了一个“李”字,名字缺损;从时间和职掌看,很可能是李国英(存疑)。所讨伐的刘二虎、郝摇旗、袁宗第,都是李自成旧部:刘二虎即刘体纯,郝摇旗即郝永忠,袁宗第也是大顺名将。李自成死后,他们与李来亨等部退守夔州、巫山一带,史称“夔东十三家”,是明末农民军坚持最久的一支。他们一度接受南明封号,与永历朝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在这封清方奏疏里,他们只有两个字——“逆”“贼”。 战斗从康熙二年(1663)十一月开始。西安将军傅夸蟾、副都统杜敏奉命率满兵从水路进抵巫山,但栈道崎岖、马匹困乏,没能按时到达汛地。四川总督想出一个变通办法:把绿旗兵(汉兵)的马匹挪给满兵骑,让汉兵扛着兵器步行进军。这个细节很珍贵——它写出了满、汉军队联合作战时的真实摩擦:八旗骑兵善于驰突,却受制于西南山地;绿营兵有马,却要让给满兵,自己步行。所谓“满汉一家”的战争机器,是靠这样具体的调剂运转的。 十二月十八日,总督与将军傅、副都统杜、提督郑蛟麟合兵进发,二十二日直逼陈家坡。清军夺隘捣巢,叛军退守后巢天地寨;追兵进抵计老爬空隘口,逼近贼穴,声威震天。这时叛军内部瓦解,“各伪镇将砍寨投诚”——砍开寨门出来投降。刘二虎走投无路,自伏冥诛;他的妻妾和亲生女儿当场自缢。这一笔值得停一停:在胜利奏报里,这是最沉重的一行字。农民军坚持了近二十年,最后一代人的结局,是全家死在自家寨子里。 郝摇旗、袁宗第还想趁夜突围。副都统等两臣分拨总兵,率满、汉兵夤夜穷追,二十六日在黄家坪赶上。二渠领众拒敌,清军奋勇进击,将其阵擒,同时捉获伪部院洪育勋、伪朱安王,一名太监自缢。从十八日出兵到二十六日擒获,前后不到十天;奏疏以“元凶俱无漏网”“数万巨寇扫荡殆尽”作结。 这篇的价值,一在史实:郝摇旗、袁宗第的被擒,标志着大顺余部在夔东最后一支成建制力量的覆灭;南明残存的抗清武装,至此基本被扫平。二在笔法:清方奏疏把敌人一律称为“逆渠”“伪镇将”“伪部院”,可这些“伪”官、“伪”王,二十年前曾是李自成麾下纵横天下的将军,也曾与南明朝廷并肩抗清。计六奇把它们原样收进《明季南略》,让胜利者的语言和失败者的名字并置在同一页上——这正是这部书的深刻之处。卷末续以洪承畴行状,一个“贰臣”的荣宠、一群“逆渠”的末路,共同为南明史写下了最终章。(小注:总督缺名、傅夸蟾异写、“计老爬空”地名及缺字处,均已随文存疑。) 【洪承疇行狀摘略】 洪承畴:一个"贰臣"的晚年图景 卷十八末篇是洪承畴的行状摘略。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他本是明朝重臣,官至蓟辽总督,崇祯十五年(1642)松山之战被清军俘获,从此归清,成为清初最重要的汉人政治家之一。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他属于"贰臣",但在《明季南略》这部明遗民所撰的书中,本篇却以近乎正面的笔调,详记他在清朝受到的恩宠和治绩——这种张力本身,就很值得注意。 行状先写皇太极对他的赏识:不令服官,却"凡大祭祀、宴会,必令亲随",赏赐御服、膳食无虚日。这其实是满洲统治者招降汉臣的典型手法:不给实权以避嫌,却给足体面和实惠。甲申年清军入关,洪承畴入内院办事;顺治二年被派往江宁(南京)绥辑,赏赐之丰厚,细到朝帽、玉带、貂蟒、披领、鞋袜、骆驼、蒙古人口、帐房、凉棚、银碗,随行员役每人缎袍靴帽,还有马六十余匹。他在南京三年,"心计日数,手答口授",办事到夜半,心血耗损,眼睛渐花——一个降臣的勤勉,写得真切。 顺治十年(1653)是转折点。湖南动荡、滇黔阻隔,清廷晋洪承畴为太保,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陛辞前五日赐宴,随行官一百二十员皆引见赐蟒,皇帝登五凤楼目送良久。所给权力更是罕见的: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悉听节制;文官五品、武官副将以下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抚剿事宜"不从中间制",事后奏报即可;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这种"授权不掣肘"的安排,是理解洪承畴此后成功的关键。 他到武昌后上的那道疏,是一份完整的战略蓝图:"多得贤良,安民劝农,以守为战;简拔将领,练兵制胜,以战为守;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四句话,把政治、军事、统战、瓦解都用上了。具体措施上,他在长沙修城浚池、建仓筑坝,招流移、抚降众;设郧镇堵西山刘、郝诸逆,立洞庭水师,分一提三镇驻武陵固辰沅门户,立一抚两镇驻宝庆遏武冈、靖州;自永州、祁阳、衡州、湘潭、益阳、常德、彝陵、荆州直至郧、襄,节节设镇,五千里长边"首尾相顾、此呼彼应,楚中之气脉贯若连星"。在广西,他力主先复广西以开入滇之路,设两大镇驻桂林、一镇驻苍梧,使粤西险要"如长城"。 后勤上,他的办法也很务实:有积谷处"因粮于敌",无积谷处则发价给土司、倍其值收购,土司背负鳞次而至,悉数偿付——既省转运之苦,又寓招徕之计。顺治十五年(1658)三路进滇,皇上加发广西兵从间道出,李定国逆战大败,三路齐克云南。这正是前几篇所记吴三桂取云南的全局背景:洪承畴是统筹者,吴三桂是方面军统帅。洪承畴本人入黔时"舍骑徒步,每身居前锋,而先士卒",到云南后"调和兵民,尤殚苦心"。战后朝廷发帑金三十万赈兵赈民,又命三大臣查察民间离散夫妇,使其完聚,凡数万人。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驾崩,洪承畴舟次淮安闻讯,"号恸欲绝",疾趋抵京,不入私舍,哭于景山。此后乞休,朝廷特予武功世职:一生因覃恩封赠三代三次、荫子入监五次、授三等阿达哈哈番(满语世职,汉称轻车都尉)准世袭四次,"有请必允,有奏必行:可谓异遇矣"。他又"食在兵后、苦在兵前",故人乐为用。晚年教子,几屏之间常录先圣贤格言;每逢令节,设香案、穿朝服望阙叩祝。康熙四年(1665)二月十七日卒。次日朝廷遣多里机昂邦问丧赐茶,并谕其子洪士铭:"朝廷闻你父病故,不胜痛惜!"遍赐阖家及有服亲友仆人,"尤称异数"。 全篇以"异遇""异数"收束,极写生荣死哀。但读《明季南略》的人不会忘记:这位享尽清朝恩礼的洪亨九,正是当年松山被俘、导致明军辽东防线崩溃的那位蓟辽总督。计六奇把他的一生功业照录不误,既不失史家之直,也让"贰臣"的复杂身影留在了南明史的末尾——这或许比任何道德评判都更有力量。